袁世凯出身河南项城的一个大家族，他的叔祖袁甲三官至漕运总督，参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是这个家族的顶梁柱；他的生父是袁保中，为项城县的地主豪绅，捐了个同知官位。袁世凯系袁保中第四子，生母是袁保中之妾刘氏，他于1859年9月16日（清文宗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出生于大清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北之袁张营。袁世凯出生的那天，袁甲三恰好寄书到家，言与捻捻军作战得胜。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大喜过望，因此为这个新生的婴儿取名为“凯”，并按照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的排行，给婴儿命名“世凯”。袁世凯被其婶母牛氏（袁保庆之妻）抚养长大，他本人也在1864年过继给无子的袁保庆为后嗣。袁世凯六岁时，养父袁保庆替他找个启蒙老师袁执中教四书五经，后又随袁保庆宦游济南、扬州、南京诸地。在南京，袁世凯师从曲沼学习武艺，并“喜游览山水，复善骑射，课暇则策马登览清凉山、莫愁湖、太平湖诸胜迹”，[4]  袁世凯自小喜爱兵法，立志学“万人敌”。尝自谓“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 常常不惜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的兵书战策，被人讥笑为“袁书呆”。[5]  13岁时袁世凯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这寥寥数字，充分体现了袁世凯的雄心。

　　1873年夏，袁保庆病死于南京任上，袁世凯扶柩回籍安葬，其后居住于陈州府淮阳县。1874年初，从叔袁保恒（袁甲三之子）见袁世凯游手好闲，命其赴北京家学“读书上进”。[6]  从同治十三年到光绪三年，他正正经经在北京读了4年书，长进很大。他自己说过，那几年，为了要博一个功名，他读书累到吐血，都没考取一个举人，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7]  袁保恒、袁保龄兄弟对其管束甚严，袁世凯亦颇知自励，且有严师督导，数年间大有长进。是年底，袁保龄致函保恒说:世凯可堪造就，虽“文章尚不入门”，但已“竟是上中美材”了。[8]  1876年秋，袁保恒兄弟命袁世凯返回河南参加科举考试，但没有成功。落榜后，袁世凯于同年10月与沈丘于姓女子结婚，时年17岁。翌年初春，又回到北京。时华北大旱成灾，袁保恒奉命到开封帮办赈务，带袁世凯同行，袁世凯在赈灾期间表现出相当强的办事能力，工作热心，颇有优异的表现。1878年，袁保恒感染瘟疫去世，袁世凯返回项城，移住陈州。此时，正在陈州授馆的徐世昌与袁世凯结交，拜为金兰，后来成为袁世凯毕生重要的谋士。1879年，袁世凯以袁保恒的捐赈款而获得“中书科中书”的官衔。[9]  同年秋，袁世凯再度参加乡试，仍未考中，他一怒之下把诗文付之一炬，忿然说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9] 

　　袁世凯既两度名落孙山，又不愿留在乡间做土财主，因此开始考虑在外闯荡。当时袁世凯曾作诗《感事》一首以自勉:“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此诗被认为是他少年时代便有了远大志向。当时淮军将领吴长庆与袁世凯的养父袁保庆“订兄弟之好”[10]  ，所以袁世凯打算投奔吴长庆。吴长庆为了报答袁保庆的恩情，此时也写信给袁世凯，“招其往学军旅”。[11]  因此袁世凯便于1881年10月前往山东登州投奔驻防当地的吴长庆。吴长庆幕府中囊括了张謇、周家禄等名士，袁世凯在他们的指导下砥砺磨练，纨绔之气逐渐消失，“谦抑自下，颇知向学”，并认为是“有造之士”，于是被破格任命为帮办营务处。[10]  袁世凯虽然一度对科举厌倦，但他仍不甘心，在吴长庆幕府中继续读书，准备功名，他曾在1882年3月对其三哥袁世廉写信说:“弟不能博一秀才，死不瞑目”[12]  ，1882年（壬午年）正好为乡试年，袁世凯本欲应举，但清朝属国朝鲜突发事变，改变了袁世凯的人生轨迹。

　　总督朝鲜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之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利用军队哗变，成功夺权；朝鲜王妃闵妃一党与大院君有隙，请求清廷出兵平乱，袁世凯乃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袁世凯率领一支清军配合行动，杀死了几十名兵变参与者。战斗中，袁世凯一路放枪，带头冲在最前面，他的坚毅勇敢感染了部下，兵变很快得以平定。吴长庆在给清廷的呈报中将他赞扬了一番，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13]  ，报以首功。随后清军将大院君掳至保定问罪，当年23岁的袁世凯则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开启了袁世凯练兵的先河。袁世凯留镇朝鲜期间，得到了朝鲜上下的一致好评，朝鲜人士称赞他:“明达夙成，留京师（汉城）期年，大得都民之心”。[14]  他也和金允植、金炳始等多名朝鲜士大夫结为忘年之至交。他在朝鲜被称为“袁司马”。“袁大头”银币的正面图案，中间为袁世凯（均为光头）戎装左侧面像，上方为“中华民国×年”；背面图案均是两株交叉的稻穗，中央为“壹圆”、“中圆”（伍角）、“贰角”、“壹角”字样，后几种上方分别有“每二枚当一圆”、“每伍枚当一圆”和“每十枚当一圆”的字样；该系列币分别重27克(七钱二，即7.2×3.75=27)、13．3克、5．3克和2．6克；成色分别为90．4%、84．5%、80．4%和82．5%；该币的外环主要是直齿边，另外，还铸有少量工字边和花齿边。

　　在该系列币中，民国3年、9年、10年等一元币较为常见。在民国三年的“袁大头”中，袁世凯“签字版”则出类拔萃地被收藏爱好者所钟爱。一类是民国三年天津造币厂试铸的意大利制版人的英文签字版；另一类是袁世凯的左侧面像后颈部位的签字版。以上两类（5种）均为样品币，未曾正式流通使用，所以存世不多。

　　“袁大头”在货币收藏界被称为银元之宝，它是我国近千种近代银币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银元品种。俗话所说的“袁大头”，指的是民国三年(1914年)开始铸造的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这种银元在抗战前曾广泛流通，此后也长期存在，是近代中国币制变革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清朝

　　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鉴于中国市面流通的全是外国银元，奏请自铸，力谋抵制。经清政府批准，1889年广东银元局开始试铸，1890 年发行流通于市面，因其背面铸有蟠龙纹而被称为“龙洋”。自广东之后，湖北、直隶、安徽、浙江、奉天、吉林等省也纷纷设厂铸造，所铸银币统称“龙洋”。 “龙洋"流通渐广后，清政府遂下令将龙洋作为法定货币行使，完粮纳税，都能通用。

　　然而各省铸造银元，却和当初铸造纹银一样，不仅重量和成色不能统一，数量上也难以控制，．加剧了货币的紊乱，改革币制遂成为清末朝野反复议论的重要课题。 1909年清政府公布《币制则例>，规定采用银本位，并鉴于银元已经广泛流通，以元为货币单位，统一铸造重量七钱二分、成色千分之九百的大清银币，以期取代各省龙洋。1910年度支部又奏改币值调查局为币制局，以此为督理币制机关。但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各省因急于用款，不仅加工赶铸银元，还滥铸铜圆，滥发钞票和军用票，币制更加紊乱。

　　民国

　　民国建立后，中央财政几乎有出无入，财政危机十分严重。当时中央政府可能采取的筹款办法主要有三种，即增税、借债和发行纸币。政府最初主要依赖外债，然而借债要还，终非长久之计。从短期来说，发行纸币亦不失为敛财妙法，只是纸币是银元的代表者，是兑换券，若没有银元的充分准备和广泛流通，纸币信用亦难确立。孙中山、黄兴曾主张发行不兑换纸币，其根本仍在于整理银元、统一银元和纸币发行权，否则将如袁世凯、熊希龄所言， “全国骚然，危亡立见。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币制改革已是刻不容缓——“袁大头"银元正是基于此而诞生的。

　　民国政府的财政危机，其解决根本在于整理财政，而币制为财政之总枢，统一币制成为当务之急。欲推行币制改革，必先确定本位。当时普遍认为采用金本位和金汇兑本位为大势所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时任财政总长的陈锦涛向大总统孙中山提出币制纲要六条，主张采用金汇兑本位制。无论是金本位制还是金汇兑本位制，都需要有相当的黄金储备，但中国的黄金储备少得可怜，无论如何满足不了需要。另一方面，当时国内流通着大量白银，如实行金汇兑本位制，这些白银该怎么处置?显然，陈的建议并不具备现实基础，在这个时候实行金本位制或金汇兑本位制还为时过早。

　　袁世凯继任大总统后，继续谋求币制改革。1912年秋，政府在财政部下设币制委员会为筹议币制机关，还聘请了正在访华的荷兰货币金融学博士卫斯林为名誉顾问。曾被清政府度支部聘为顾问的卫斯林向币制委员会提出了《中国币制改革刍议》，主张在采用金汇兑本位制之前，应暂时并用金汇兑本位和银本位两种制度。 1913年春，币制委员会设专任委员，详细讨论币制改革方案，在金、银、金银并甩三种意见中争论不休。最后，币制委员会拿出的报告书中，还是将金汇兑本位制列为首选，而弊多利少的银本位制则被弃置一旁。为了能实行《国币条例》，袁世凯政府又于1914年3月8日设立币制局，任梁启超为总裁。梁启超在旅居日本时就认识到整理货币、流通金融为中国救亡图强之第一义，把币制改革看得相当重要，当时刚从司法总长位上辞职的他对袁世凯政府仍抱有幻想，所以欣然接受了币制局总裁一职，希望在币制改革上有所建树。梁启超于3月10日开局就职，以满腔热情撰写和起草了一大批改革币制金融的条例、办法和文章。在币制改革的观点上，梁启超与熊希龄意见一致，即先用银本位作为过渡，整理并统一国内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