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何“建国通宝”要取年号之首尾两字呢？这可能与避讳有关。若取前两字“建中”组成“建中通宝”，则与唐德宗时期的钱文相重了。因为德宗曾于建中年间（780）铸行过“建中通宝”。而若取“靖国”，以徽宗的“巧技成性”，或许认为“靖国”二字不足以概括“建中靖国”四字之意，所以取首尾两字，是理所当然的了。据说“建国通宝”极为珍稀，存世量不超过10枚，称其为北宋珍稀币也不为过。

　　自“开元通宝”钱以降，钱文主要以四字为主，遵循“主文+宝文”的结构。“宝文”是钱文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古代所用宝文名称繁多，常见的有元宝、通宝、重宝等。而“主文”可分为多种情况，如唐代“开元通宝”中的“开元”属于吉语，宋代则盛行用年号，如宋太宗所铸的“淳化元宝”钱。另外，也有以国号作为“主文”的情况，如宋太祖的“宋通元宝”等。

　　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天圣年间因为外戚的名字而避“通”讳，并且举出了实例。但是并没有涉及到宝文的避讳。另清翁树培《古泉汇考》云:

　　宋仁宗在位时期，一共颁行过9个年号，其中初的“天圣”、“明道”和“景祐”三个年号，所铸造的均为“元宝”钱，而不是“通宝”钱。究其原因，也与避讳有关。清代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贞集》有云:

　　天圣年，虎邱剑池石壁文云:“同判福州王渎”，其云同判者，天圣初，章献太后临朝，避其父讳，凡官名、地名“通”者，皆易之。如通州为崇州，通判军为安利军，通判为同判是也。后崩后，即复其旧。

　　培案《宋史》，（章献太）后崩于明道二年，……天圣、明道、景祐诸钱，皆曰元宝者，亦避讳耳。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天圣等三个年号钱之所以只有元宝，是为了避太后父亲的讳，所以不能用“通”字作宝文。章献太后死于明道二年，之后的宝文则不再避讳，所以才有了“皇宋通宝”。

　　近些年市面上开始流传所谓的“靖国元宝”钱，说该钱“生坑，旋读，钱径2.5厘米，重5克”。但稍微懂点避讳常识即可知，所谓的“靖国元宝”很可能是，丁福保先生在对民国时期存在的各种臆造历代年号钱的总结中也说道:“元号钱之不可信者多矣……徽宗之靖国元宝……当时实未开铸，皆后世之伪托也，虽仿造极精，索值低廉，皆不可收买，当以特别之眼光鉴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