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门字画交易机构也有的作伪者采取金蝉脱壳的办法，保留原装裱，挖出书画本身将伪本嵌裱进去。鉴别这类书画，则不能仅凭装裱来断定其真伪了。现在很多造假者手段很高明，把古画拼接、嫁接、挪位，很有隐蔽性。

　　对于艺术家职业生活的了解，也是一种历史知识。明代有些画上空着上款的位置，这是为画有买主时再补写。画卖不掉，上款便空着。有些作品因画在前，卖在后，下款和上款分两次写成，所以墨不一样。上述的现象可能会引起人怀疑，但是可以理解的，并不一定就是伪迹。 更为具体的历史知识是关于年号、干支方面的问题如元皇庆虽只二年，由于改元，用到三年。明万历共四十八年，八月以后才是泰昌元年，倘若遇到书画题“泰昌元年二月”，可以肯定是伪作。弘历自嘉庆元年起作了四年的太上皇之后才死，所以当时宫廷中文件上的年号，直沿用到“乾隆六十四年”。这类问题，鉴定者如果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即会发生差错。

　　历代帝王年号、天干地支方面的常识，对于书画的正确鉴定，往往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避讳的问题是复杂的，在书画鉴定中运用避讳来断代，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要依据不同的条件，灵活掌握。

　　再以法书为例:不仅书法本身关系重要，即从文学方面来看，不论是诗是文，词汇的运用,事迹的叙述，思想感情的表达，也看出它的时代风格。例如陆机《平复帖》的句法语气，在明朝人的信中是不会有的。再就书札行款格式来说，自晋唐至明清也有很大的变化,连称呼都不相同。今天我们用“千古”作为对死者的哀悼，明代却用来对生人表示尊敬。清人书画题款惯用的“某某仁兄雅属”，明人是不会这样写的。不同时代的字，笔划也不同。武则天时新创的字，不可能在南北朝时出现。古代写本、刻本的书籍可以凭避讳字来断定朝代，这种鉴别方法对书画又何尝不适用？还有作者的生卒年代、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制度等等，也都直接或间接有助于判断时代、区别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