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字画拍卖商家多作比较。鉴定真伪关键在于比较，徐邦达先生曾经说过:“没有比较，何谈鉴定”，权威的书画鉴定家们对书画作品的鉴定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对照比较的过程。日常当我们遇上赝品，可以用建立起的书画鉴定的标尺与之比较，从中寻找到赝品的“蛛丝马迹”。

　　鉴定书画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而在发生了矛盾的时候，应抓住它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东西，不要被一些次要的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只有如此，问题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又如实物和文献，其间也有辨的关系。文献能提供在实物中见不到或尚未见到的材料，帮助我们鉴定；反过来实物也可以补充或纠正文献的疏漏或错误。研究书画当然要借助于文献，而实物又常能补充或纠正文献的不足。书画真迹中蕴藏着大量的资料，是书画家的生年、籍贯、行履和擅长的艺术种类，随处都可订补文献的阙误。

　　鉴定书画应从何处着眼呢？拿什么东西作为依据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两方面。鉴定的主要依据应该看书画的时代风格和书画家的个人风格；辅助依据，方面很多，常关涉到的是:印章、纸绢、题跋、收藏印、著录、装潢等等。 既想知真，知假，为了学好鉴定，应当有意识地对真迹、赝作进行不断地比较和分析，弄清楚不同作者的流派、作品的类别、时间、创作的地区乃至各样的伪作，即所谓辨真假、明是非。从理论到实践都下了相当的工夫之后，自然可以获得门径。理论的学,首先是辩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我们一切生活中重要的指针。书画鉴定，既然需要去伪存真，那么分析矛盾、解决矛盾，更需要经典的理论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和指导我们实践。我个人在理论学上本来不够，但在鉴定工作中已能深深体会到,辨析时代、判别真伪，以至评价作品的精粗美恶,这种科学的真理，真是“不可须臾离也”。我看到多少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鉴定工作上发生错误时，必定是脱离了、违反了辩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考古发掘所得的文物，一般只有断代问题，没有真假问题，但也不尽然。苏州以往做假铜器，竟运到河南埋在墓坑里，过若干年再掘出来卖，甚至还带着买主一起去挖，使人相信。一个考古工作者如能识别那些“假货”，知其底蕴，总比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要好。至于一个书画鉴定者，所接触的文物主要是传世之品，就更对伪品用心研究了。所谓既想知真，知假；不能知假，亦难辨真。法所谓“知彼知已，百战不殆”，就是这个道理。文物，真有真的规律，假也有假的规律，书画也不能。作伪者虽心机用尽，诡计多端，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类:一类是做假，其中又包括照摹、拼凑、摹拟大意、凭空臆造等四种方式；另一类是利用前人的书画，用改款、添款或割款的方法来做假。这些原件的作者本无心作伪，作品也本是真迹，而做假是后人强加到它们身上去的。鉴别者就要辨认一下究竟原作者是谁，把是非问题弄清楚，所谓“明是非”者指此。 照摹接近现在的复制，在古时肯定是不少的，而且所摹以名迹居多。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入元秘府，“为官匠装池者以似本易出”，这似本若非照摹是不敢拿去顶换真本的。近代照摹的伪作更为常见，拿戴熙的画来说，解放前上海的徐俊卿和北京的陶洙都是作伪能手。陶洙伪造的《西冷烟雨图》从外签、引首一直到本身和题跋都是复制，颇有几分相似。但笔墨不免呆滞，真伪还是判然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