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字画拍卖机构多作比较。鉴定真伪关键在于比较，徐邦达先生曾经说过:“没有比较，何谈鉴定”，权威的书画鉴定家们对书画作品的鉴定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对照比较的过程。日常当我们遇上赝品，可以用建立起的书画鉴定的标尺与之比较，从中寻找到赝品的“蛛丝马迹”。

　　解放前上海有个作伪集团，他们的把戏之一是拼凑，从几件作品中各取一部，组织成章，乍看起来各部分好像都有来历，但合在一起往往并不谐调。在中印出一幅“巨然”山水画，上题“巨然画溪山兰若”，并署名一个“黻”字，表示是米黻鉴定的巨然真迹。实际上这一行字多数是从米书中集出来的，画也同是摹仿巨然的形式，这是拼凑的例子之一。 书画如专学某家，熟练之后，不必对临，信手写来也能相似。宋吴琚学米，便到乱真的程度；大名家如明代的沈周、文徵明，清代的王翚、恽寿平，临学他们的人多，有些人在掌握了某家的一些个人风格之后，便按其大意，从事作伪。他们是用某家的笔法从事书画，而不是以其具体的书画的作品为蓝本的。

　　再以法书为例:不仅书法本身关系重要，即从文学方面来看，不论是诗是文，词汇的运用,事迹的叙述，思想感情的表达，也看出它的时代风格。例如陆机《平复帖》的句法语气，在明朝人的信中是不会有的。再就书札行款格式来说，自晋唐至明清也有很大的变化,连称呼都不相同。今天我们用“千古”作为对死者的哀悼，明代却用来对生人表示尊敬。清人书画题款惯用的“某某仁兄雅属”，明人是不会这样写的。不同时代的字，笔划也不同。武则天时新创的字，不可能在南北朝时出现。古代写本、刻本的书籍可以凭避讳字来断定朝代，这种鉴别方法对书画又何尝不适用？还有作者的生卒年代、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制度等等，也都直接或间接有助于判断时代、区别真伪。

　　书画鉴定和书画作伪两者之间是尖锐的矛盾斗争，现在我们的鉴定方法虽比前人有了进步，但如果我们满足于现状，怠于精进，停滞不前，那么就会被作伪者骗过，鉴定工作便要失败。 鉴定工作者固然不可有主观成见，但也不宜无原则地轻易动摇。有些古书画存在的问题，由于条件不足，目前还无法获得彻底解决，不宜急求结论，也不必要求大家意见一致。也就是以代表作作为标准。有人采用低标准，如文徵明的画，有较差的，但是无法肯定它假，即以此为标准。两者各有利弊，高标准容易把真看作假，低标准容易把假看作真，所谓有人“眼睛严”、有人“眼睛宽”即指此。这是各人所持的尺度的不同，一时也难强求统一。当然另一方面如果有人确实能提出有力的据，明个人的看法不对，那么自然应当放弃自己的错谋误意见，立即改正。只有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