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远字画交易商家多作比较。鉴定真伪关键在于比较，徐邦达先生曾经说过:“没有比较，何谈鉴定”，权威的书画鉴定家们对书画作品的鉴定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对照比较的过程。日常当我们遇上赝品，可以用建立起的书画鉴定的标尺与之比较，从中寻找到赝品的“蛛丝马迹”。

　　又如同样是假石涛，就有清代广州、扬州和近人伪作等等的不同。广州的伪作多设，往往面目受黎二樵一派的影响。扬州的伪作题识多草书大字，波磔故作姿态，有人称之曰“皮匠刀”。近人主要追拟石涛的精神风格和笔姿墨韵，用技巧来令人信服不疑。有些假石涛，作伪者的地区和时代尚未弄清楚。又如同样是假郑燮，也有潍县、济南、扬州等不同地方的伪品。 善于作伪的人，他的技巧是随着作画的本领而发展的，鉴别者也摸清他的发展规律。二三十年前市场上常出现近人伪作的八大、石涛、石谿、董其昌等家的画，后来又出现近人伪作的宋元作品。这些伪作，技术水平都不低。如果鉴定者的眼光不跟上去，不掌握新的情况，便容易上当。

　　题跋可分三类:作者的题跋，同时人的题跋，后人的题跋。某件书画的题跋虽然也有对这件作品加以否定的，但是少数。多的是为了说明这件作品的创作过程、收藏系，又或考它的真、表扬它的美。于是有许多作品仗着题跋而增加了后人对它的信任。题跋的正面作用，本是人所共喻的。但书画既有伪作，题跋方面也同样有多种的作伪情况，我们在今天作鉴定工作，是不能不深切注意它的“譸张变幻”的。 真古画而配以别人的伪跋或伪古画而配以别人的真跋，都是常事，竟连画家自己的题跋真而作品却假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以近代人为例:吴昌硕作画喜欢一批一批地画，上午画完放在地上，午睡以后再题诗添款。别人有时把画好的画拿走了，用假的顶替，老先生乍起床，未加思索就一律题上了款。有的画家晚年误把别人摹仿他的画当成亲笔，加上题跋。这样的事在近代画家中既然发生，古代怎敢说没有？年代久了，底蕴不为人知，鉴别起来就麻烦了。

　　考古发掘所得的文物，一般只有断代问题，没有真假问题，但也不尽然。苏州以往做假铜器，竟运到河南埋在墓坑里，过若干年再掘出来卖，甚至还带着买主一起去挖，使人相信。一个考古工作者如能识别那些“假货”，知其底蕴，总比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要好。至于一个书画鉴定者，所接触的文物主要是传世之品，就更对伪品用心研究了。所谓既想知真，知假；不能知假，亦难辨真。法所谓“知彼知已，百战不殆”，就是这个道理。文物，真有真的规律，假也有假的规律，书画也不能。作伪者虽心机用尽，诡计多端，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类:一类是做假，其中又包括照摹、拼凑、摹拟大意、凭空臆造等四种方式；另一类是利用前人的书画，用改款、添款或割款的方法来做假。这些原件的作者本无心作伪，作品也本是真迹，而做假是后人强加到它们身上去的。鉴别者就要辨认一下究竟原作者是谁，把是非问题弄清楚，所谓“明是非”者指此。 照摹接近现在的复制，在古时肯定是不少的，而且所摹以名迹居多。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入元秘府，“为官匠装池者以似本易出”，这似本若非照摹是不敢拿去顶换真本的。近代照摹的伪作更为常见，拿戴熙的画来说，解放前上海的徐俊卿和北京的陶洙都是作伪能手。陶洙伪造的《西冷烟雨图》从外签、引首一直到本身和题跋都是复制，颇有几分相似。但笔墨不免呆滞，真伪还是判然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