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字画拍卖中心手头要多备一些工具书。学习书画鉴定，有关的书画工具书是必不可少的。日常当我们遇上赝品，可以用建立起的书画鉴定的标尺与之比较，从中寻找到赝品的“蛛丝马迹”。权威的书画鉴定家们对书画作品的鉴定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对照比较的过程。

　　对于艺术家职业生活的了解，也是一种历史知识。明代有些画上空着上款的位置，这是为画有买主时再补写。画卖不掉，上款便空着。有些作品因画在前，卖在后，下款和上款分两次写成，所以墨不一样。上述的现象可能会引起人怀疑，但是可以理解的，并不一定就是伪迹。 更为具体的历史知识是关于年号、干支方面的问题如元皇庆虽只二年，由于改元，用到三年。明万历共四十八年，八月以后才是泰昌元年，倘若遇到书画题“泰昌元年二月”，可以肯定是伪作。弘历自嘉庆元年起作了四年的太上皇之后才死，所以当时宫廷中文件上的年号，直沿用到“乾隆六十四年”。这类问题，鉴定者如果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即会发生差错。

　　考古发掘所得的文物，一般只有断代问题，没有真假问题，但也不尽然。苏州以往做假铜器，竟运到河南埋在墓坑里，过若干年再掘出来卖，甚至还带着买主一起去挖，使人相信。一个考古工作者如能识别那些“假货”，知其底蕴，总比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要好。至于一个书画鉴定者，所接触的文物主要是传世之品，就更对伪品用心研究了。所谓既想知真，知假；不能知假，亦难辨真。法所谓“知彼知已，百战不殆”，就是这个道理。文物，真有真的规律，假也有假的规律，书画也不能。作伪者虽心机用尽，诡计多端，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类:一类是做假，其中又包括照摹、拼凑、摹拟大意、凭空臆造等四种方式；另一类是利用前人的书画，用改款、添款或割款的方法来做假。这些原件的作者本无心作伪，作品也本是真迹，而做假是后人强加到它们身上去的。鉴别者就要辨认一下究竟原作者是谁，把是非问题弄清楚，所谓“明是非”者指此。 照摹接近现在的复制，在古时肯定是不少的，而且所摹以名迹居多。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入元秘府，“为官匠装池者以似本易出”，这似本若非照摹是不敢拿去顶换真本的。近代照摹的伪作更为常见，拿戴熙的画来说，解放前上海的徐俊卿和北京的陶洙都是作伪能手。陶洙伪造的《西冷烟雨图》从外签、引首一直到本身和题跋都是复制，颇有几分相似。但笔墨不免呆滞，真伪还是判然易见的。

　　印章也有它的时代风格，形状、篆法、刻法、质料、印等等都因时或因人而异。宋代印章形状种类较多，有钟形或鼎形的，明以后渐渐少了。宋人篆法不严，字体往往臆造，很难辨认。篆法真正谨严，是在清代中叶《说文》之学盛行以后的事。赵孟頫始用圆朱文，明代出现了文派（文彭），清代出现皖、浙诸派，他们的布及刀法各有特。宋的印章有的可能是木制的。赵孟頫有一方“赵氏子印”朱文印，据翁方纲的观察，“子”字篆圈，左偏右的印边都有微凹才是真的。也有偏左处平正不凹的，那是年代较早，印边尚未发生变动的原故。他还认为此印是铜质的，所以才会有这种现象。宋人讲究的印泥用蜜印，一般人用水印，油印出现较晚。蜜印、水印淡而模糊，与油印区别很大，有些书画家的作品流传很少，印章根本无从核对，但也可以从它的时代风格来判断是否可信。画和印章如果都不假，那么二者的时代风格之至少不应当彼此矛盾。倘有一幅元人的字，印章确是皖派的刀法，则此印若非后人加盖，就是连字也是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