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字画交易中心书画鉴定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判断真伪和辨别是非的工作。判断真伪就是对有作者款题和印章的书画作品的真假做出正确的判断。辨别是非是对一件书画作品，尤其是古代的书画作品，由于它有一个相当长的流传过程，我们要对书画作品的流传过程进行辨别，如书画作品上的题跋、鉴藏印等，书画鉴定最基本和最核心的任务就是这两项。如遇到没有作者款识和印章的书画作品时，我们只需根据书画作品的风格特点给其断定一个时代即可。

　　至于书、画的创作，刻印、制、制纸、织绢以至装潢等等知识，如果能了解一分，即有一分的用处。当然不是说书家才能鉴字，画家才能鉴画，但是作为基础知识，了解操作情形，终是有益处的。 前面讲到鉴定书画有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但这种关系还要善于掌握，灵活运用，如果毫无辨地去套用，也会出现错误的。在一般的情况下，鉴定一件作品首先看它的时代风格，再看个人风格，然后看各项辅助条件。这幅发挥了水墨特点的花鸟画，无疑地有浓厚的元人气息。从个人风格来看，可以肯定是王渊的晚期作品，凡是题有至正年款的作品，都是这种面目。隶书的款字和“王若水印”“墨妙笔精”两印都很好，纸也很旧。收藏传世的经过倘若我们由近向远推溯，解放前此轴为上海周湘云，在他之前是张弧的收藏，画上有“张弧之印”钤记。乾隆的印玺说明当时保存在清内府。入内府之前为梁清标。再向上有秦溪朱氏的题诗，上距作画之时一百多年。用主要和辅助依据来检查这轴画，一切都是符合的、一致的，为它提出了正面、肯定的据，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它是真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项主要依据和多项辅助依据每一项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各有联系的。

　　即使撇开书画中那些确凿表现时代的形象不谈，它的时代风格也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明显存在的。同一时代的作品，尽管有个人和地区上的差别，如宋代书家苏、黄、米、蔡异体，山水郭熙、范宽殊观，但其间还是有某些个共同的风格特点，使人一看而知是宋人的字，宋人的画。前人鉴定书画，看到同一时代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时代作品的相异点，往往说什么“朝代气象”，实际上他们所感觉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时代风格。 个人风格比时代风格还要具体，更容易捉摸。书画家各人的思想不同，性格不同，审美观点不同，惯不同，使用的工具也往往不同。古人写字，不仅执笔方法有出入，运笔的迟速、用力的大小也不一样，在什么地方用力更是人各相殊。摹写古人的书法固然可以使用同样的工具，运用相同的方法和速度，但很难掌握用力的分寸和笔锋转折的节奏。要写某一家的字先要分析研究某家的笔法。宋代苏黄、米、蔡四家，我认为黄山谷写字缓慢，从表面上也许看不出来，仔细玩味才能体会到。假使有人用写米字的笔法来写黄或写苏，包管他黄、苏的妙处一辈子也领悟不到，一辈子也学不像。所以鉴定书画不能只着眼于作品的表面形式，而是要不仅知其当然，还能知其所以然。否则便不能深入地抓住它的特点，也就是无法掌握他的个人风格。我幼年学书画鉴定是从看字入手的，为了要求有切身体会，学看字又从学写字入手。自从对写字的用笔有了门径，感到看字也能比较深入。从里再引申到看画，举一反三，对绘画用笔的迟速，用力的大小，以及笔锋的正侧等等也较易贯通。一个不受个人爱好所限的画家，在鉴定绘画时在某些地方要比不会画的人占便宜，就是因为他能掌握作画用笔的原故。

　　过去有些国外人士企图通过对绢的研究来解决中国画的鉴定问题。他们做过多次试验，把已经肯定了年代的作品如郭熙《早春图》拍照放大，作精密的现察，但仍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来作为鉴定书画年代或真伪的依据。这是因为古代纺织原料可以长期不变——明代蚕吐的丝和现在蚕吐的丝不会有什么两样——而生产技法也可能延续很久没有改变，所以很可能二、三百年间所生产的绢是一样的。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同一时期生产的绢，因地区不同、蚕种不同、织法不同，反会有相当大的差别。再说古代纸绢也可以留到后代才被人使用。文徵明、王宠等便用过藏经纸，金农也常用旧纸书画，弘历也用了不少宋纸。近代作伪越来越精，解放前上海曾有人用白棉纸的明版书，切下天地头，泡成纸浆，重制成小幅笺纸，看起来和明朝纸质料一样，不易分辨。所以只凭纸绢的年代、质地来判断书画真伪是肯定要上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