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源字画鉴定中心旧时北京的装裱匠人，手艺相当高超，旧书画虽然破碎至不可分辨、或者脆到几乎一吹即散，仍能装裱如原装。这类不太完整的书画经装裱后，如果悬挂或正视，都不会看出有什么破绽。如果向阳处由背面看，则原形毕露。所以，如果遇到裱得很厚，或者装在镜框之内的书画，就一定要特别注意。

　　是不是一切书画都可以按照上述的步骤进行鉴定呢？当然不是的。例如展子虔《游春图》，由于传世的隋代卷轴画别无他本，缺少具体的可资比较的材料来辨认它的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于是我们就失去了鉴定的主要依据。在这种情况下，题跋、收藏印、装潢等辅助条件却变成了主要依据。它们还是为我们提供了的据，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游春图》即是宣和鉴藏的那件真迹。 乍看起来，绢地整洁如新，令人生疑，似乎为此画提出了否定的据。但细看此画的风格确是北宋，上面赵佶的瘦金书和蔡京的题诗更是确真无疑。至于宋代的绢，本来有紧密光匀的一种，只要保存得好，可以经久不坏。因此在这里肯定此画的正面据是主要的、确凿的，而可疑的现象只是表面的、可以据理说明的，所以否定的据是不能成立的。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断定此画为真迹。

　　书画家使用绢早约在战国、西汉,这从近几年出土的实物中已得到实。宋代的绢一般匀净厚密,质量较高,此时的“院画”,大多作于这种绢上,如吴炳、林棒、马远、马麟等人的作品。但一般画家使用的绢就较差,也比较疏薄。而在苏州地区的画家沈周、文徵明等人使用的绢,虽非宫廷绢,却也稠密。而晚明陈洪绶、张瑞图、王夫之等人,有时用一种粗糙的劣绢,这些可能与当地生产的区域性有关。元代的绢大都比宋绢粗糙疏松,也不如宋绢洁白,但也不对。明代的宫廷画家所使用的绢质地相当的好。在成化、弘治年间出现一种质地粗糙、经纬稀疏的绢,因不易受墨,往往需要先托上纸才可挥毫。郭翊、张路等人常用此类绢画粗笔水墨写意画。这期间,还开始用绫作画。明代的绫有两种,一种是素绫,表面无花纹;一种是花绫,表面有各种花纹。,早用素绫作画的是沈周。明末清初的书画家张瑞图、米万钟、王译、傅山等也常用绫作画。从此用绫广泛流行。清康熙中期以后就少见了。

　　利用装裱鉴定书画真伪其作用有二:一是看其装裱的形制或手法，可以对书画断代。如一些“宣和装”的家画，特点是，卷前有绫天头和黄绢隔水；黄绢隔水贴近画心的上部有赵佶的亲笔题笺。画心后为黄绢隔水和拖尾，原“宜和装”上还必钤盖徽宗的“宣和七玺”印。明清或民国装裱也有其自己的特。二是印书画的程度大。应注意新画旧裱。好的古旧字画原老裱总让人放心。 大约到北宋,渐渐流行装成卷轴。明代的装裱立轴增多,手卷增加引首。册页有的用纸挖裱或镶袜成册。立轴的装裱形式有宽边窄边之分。窄边是仿宣和装,宽边是明代的形制,其特点是用米黄宽边绫圈,上下大地用深蓝花绫装裱。另外有些立轴的画心上端还加了一段纸,称作“诗堂”,上题诗文或赞语等。折扇画的形制是明代永乐以后开始兴起的。清代康熙乾隆时宫廷的装裱比较富丽堂皇,用料、技巧、样式都十分讲究。至嘉庆后宫廷装裱的质量显著下降。清代民间的装裱,尤其是私人收藏家对所藏字画的装裱,其用料的规格和装裱的样式都有自己独到的方式。如清大藏家梁清标重裱表的书画轴多用碧云鹤斜纹绫天地,米黄细密绢圈,缓带与副隔水或绫、绢圈,包首用浅黄绢,轴头用红木或紫檀木制成。手卷则仿宣和装。重裱书画都有梁氏的亲笔题跋。而对联这一形式的出现,大约始于明末,且又限于书法。到了清代亦有少数“画对”或“书画混合”形式出现。装裱的类别和书画的形制,归结起来,有手卷、横披、立轴、屏条、册页、纨扇折扇、对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