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字画交易公司多作比较。鉴定真伪关键在于比较，徐邦达先生曾经说过:“没有比较，何谈鉴定”，权威的书画鉴定家们对书画作品的鉴定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对照比较的过程。日常当我们遇上赝品，可以用建立起的书画鉴定的标尺与之比较，从中寻找到赝品的“蛛丝马迹”。

　　后人的题跋，对书画鉴定能起多大作用，更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分析。作伪在宋代已很盛行，米芾《书史》便记载他所临写的王献之《鹅群帖》及虞世南书，被王晋卿染成古，加上从别处移来的题跋，装在一起，还请当时的公卿来题。这些字卷如果传到现在，宋人题跋虽真，帖本身却是米芾临的。 题跋对书画的鉴定是否可信还要看题跋者的水平。弘历收藏至富，题跋也很多，但鉴别能力却差，往往弄假成真。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他先得到了赝本，叹为旷世无双，天下黄公望，随身携带，每次阅看，必加题识，将卷中的空隙都填满了。后来真本也入内府，他反瞪着眼睛说是假的。文徵明的题跋就较为可信，因他工书善画。鉴别能力高，说出话来就有分量。鉴定的人除了眼力有高低之差，还须看他对作品的负责的态度如何。董其昌经眼过很多书画名迹，但在品评真伪上不严肃，因此不能对他的题跋相信。总的说来，前代的鉴赏家去古较近，见到的东西多，有比我们占便宜的地方。他们的题默虽不可尽信，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思考的。

　　装潢与书画本身的关系更间接一些，但有时也可作为鉴定书画的有力佐。各时代的绫、锦，花纹、泽多不相同，装裱的式样也有出入。前人收藏印多盖在裱件的接缝上，因而它和装潢的形式也有密切的关系。以的宋“宣和装”来说，玉池用绫，前、后隔水用黄绢，白麻笺作拖尾，连本身共五段。玉池和前隔水之间盖“御书”葫芦印，前隔水与本身之间盖双龙玺及年号玺各一，本身与后隔水之间盖年号玺二，拖尾上盖“内府图书之印”共用七玺。“宣和装”虽有，但这是比较标准的格式。不少赝迹上的伪宣和至，往往是漫无规律，乱打乱盖的。金章宗也用七玺，梁清标常在前、后黼水上用两印，乾隆用五玺、七玺、八玺、十三玺不等叫，也各有他们的惯。裱工的一般情况是清中叶以前卷子拖尾短，所以比较细，嘉、道以后拖尾长，卷子就粗了。民间裱工南北传授不同，手法亦异。熟悉了以后，几种有特点的装潢不用打开书画便能知道是何时、何地的裱工，乃至是哪一家的藏品，从而为鉴定提供了线索。

　　书画件幅的形式也有它的时代风格。如北宋人常画高头大卷。团扇宋元都有，明代就少了，一直要刭清代道光时才又时兴起来。折扇明初才更多地流行起来，起初用它来写字，后来才作画。对联产生于明代晩期，乾隆以后始流行，如有宋元人款的对联，可以肯定是假的。 从事鉴定的人不妨将书画的时代分一分段落。我自己是这样划分的:唐、北宋、南宋、元、明早期、明中期、明晩期到清初、康雍到乾隆初、乾嘉到道咸、同光到民国初年。只要我们书画看得多了，渐渐熟悉了，不同时代的风格在心目中就会出现一个轮廓。闭上眼睛，我们可以想得出北宋的画大概是什么样子，南宋的又如何；明代早期的字大概是什么样子，中、晚期的又如何。凡遇一件具体的作品时，首先要看它的风格特点属于哪个时代。它的时代，已经摸索判断之后，然后再做进一步的考查，便方便多了。不过时代也不是上来即能十分确定的，有时也是从其他条件已知之后才判断出来的，更要充分考虑其他种种的可能性。一则提防有，例如某些在野的文人不事科举，所写的字与一般科举出身文人的书法便可能不同。二则前期的风格有时会延续到后代。元朝的某些道释画家，保存了宋人的面貌，一直传到明清，仍然变化不大。不过不见得一个画家继承了前代的画派便具备了前代的一切特点。例如明人学马、夏山水的很多，但宋人笔法紧，明人笔法松，宋人笔触重，明人笔触轻，外貌似相似，总的效果却有出入。流往国外的一幅马夏派山水画轴，署名“世昌”，下有“历山”朱文印，外人论著标明为宋人徐世昌作。从画的笔法、笔触来看，当为明人所作。按明代山东有画家名王世昌号历山，更可知此画的作者是明代的王世昌而非宋代的徐世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