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字画收购平台怎样从装裱形式来辨别书画的真伪？

　　装裱与书画本身的关系要间接一些，但有时也可作为鉴定书画的有力佐证。各个时代的绫、锦，其花纹、色泽多不相同，装裱的式样也有出入。前人的收藏印多盖在裱件的接缝上，这就必然同装裱形式有密切的关系。

　　再以法书为例:不仅书法本身关系重要，即从文学方面来看，不论是诗是文，词汇的运用,事迹的叙述，思想感情的表达，也看出它的时代风格。例如陆机《平复帖》的句法语气，在明朝人的信中是不会有的。再就书札行款格式来说，自晋唐至明清也有很大的变化,连称呼都不相同。今天我们用“千古”作为对死者的哀悼，明代却用来对生人表示尊敬。清人书画题款惯用的“某某仁兄雅属”，明人是不会这样写的。不同时代的字，笔划也不同。武则天时新创的字，不可能在南北朝时出现。古代写本、刻本的书籍可以凭避讳字来断定朝代，这种鉴别方法对书画又何尝不适用？还有作者的生卒年代、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制度等等，也都直接或间接有助于判断时代、区别真伪。

　　印章是文件上的明物，是“取信于人”的东西，书画家用以表示确属自己的创作，鉴赏家用以表示自己的鉴别，都是相当郑重的。由于印的质地比较坚固，所以某家的某些印可以延续用若干年，甚至一生。印虽然会因用久而损坏，但究竟不是每一件作品都新刻一印，而常是若干件书画上同用某一个或几个印，所以从印章的真伪来帮助判断作品的真伪，是有相当根据的。因此前代鉴定家，是十九、二十世纪之际的收藏家曾将印章作为鉴定书画的主要依据。庞元济就重视印章，主张逐件画、逐方印地进行比较。例如他所藏的王翚画，印章都经仔细核对过。但我认为印章除了它有可作为依据的一面，还有它不足为依据的一面，所以只能作为辅助依据。

　　旧画改款一般的规律是将小名家改为大名家，将晚期的画家改为早期的画家。明代晚期就有人将戴进的作品改署马远或夏珪。前面提到的王世昌山水被改为徐世昌，亦属此类。古代许多小名家本来应当有作品流传下来，不知有多少由于被作伪者改款而弄得名湮迹。 有些伪作把割剩下的题跋作为款字。例如故宫博物院的宋人，款作“李伯时为苏子由作”，实际上这是题跋开头的部分。又有卷，尾有苏东坡款，也是利用题跋中首行字来作为款识。其实这两卷并不因李、苏的名款而增重，也不因题跋被割而被否定其艺术和历史的价值，作伪人的这样手段，终是心劳日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