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字画拍卖中心旧时北京的装裱匠人，手艺相当高超，旧书画虽然破碎至不可分辨、或者脆到几乎一吹即散，仍能装裱如原装。这类不太完整的书画经装裱后，如果悬挂或正视，都不会看出有什么破绽。如果向阳处由背面看，则原形毕露。所以，如果遇到裱得很厚，或者装在镜框之内的书画，就一定要特别注意。

　　有的画应当说本来是真的，因被人加上假题，反成了伪作。例如在《唐宋元明名画大观》印出的一幅草虫图轴，署款李亨。按前代画家有两个李亨，一为元人，一为清人。从草虫轴的时代风格来看，出于清人之手，本是清代李亨的真迹。但画上有后人伪造明钱穀和清卞永誉的跋，出于有了这两段题字，却使它成了一幅假的元人画了。这方面的作伪伎俩和制造伪书画一样的层出不穷，具体的事例写一专册，这里多举了。 收藏印对书画鉴定也是有帮助的。一则是有些烜赫名迹经过历代鉴赏家收藏都盖上了他们的钤记，将收藏者的时代排一排，便可弄清它的传世经过，前人所谓“流传有绪”就是指此。其次是有几位鉴赏家如梁清标、安岐眼力高，凡经这二人盖过鉴藏印的书画，大多数是。再其次是收藏印至少可以为作品的下限年代提供的根据。一幅画如有赵佶的收藏印，就可以确定晚也是北宋；如有张丑的收藏印，就可以确定至迟也是晚明。余此类推，不必再为罗列。

　　考古发掘所得的文物，一般只有断代问题，没有真假问题，但也不尽然。苏州以往做假铜器，竟运到河南埋在墓坑里，过若干年再掘出来卖，甚至还带着买主一起去挖，使人相信。一个考古工作者如能识别那些“假货”，知其底蕴，总比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要好。至于一个书画鉴定者，所接触的文物主要是传世之品，就更对伪品用心研究了。所谓既想知真，知假；不能知假，亦难辨真。法所谓“知彼知已，百战不殆”，就是这个道理。文物，真有真的规律，假也有假的规律，书画也不能。作伪者虽心机用尽，诡计多端，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类:一类是做假，其中又包括照摹、拼凑、摹拟大意、凭空臆造等四种方式；另一类是利用前人的书画，用改款、添款或割款的方法来做假。这些原件的作者本无心作伪，作品也本是真迹，而做假是后人强加到它们身上去的。鉴别者就要辨认一下究竟原作者是谁，把是非问题弄清楚，所谓“明是非”者指此。 照摹接近现在的复制，在古时肯定是不少的，而且所摹以名迹居多。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入元秘府，“为官匠装池者以似本易出”，这似本若非照摹是不敢拿去顶换真本的。近代照摹的伪作更为常见，拿戴熙的画来说，解放前上海的徐俊卿和北京的陶洙都是作伪能手。陶洙伪造的《西冷烟雨图》从外签、引首一直到本身和题跋都是复制，颇有几分相似。但笔墨不免呆滞，真伪还是判然易见的。

　　事实表明,年代越 远的绢本书画,大多经过多次重裱,每次重梽都要加胶加矾,并用研石加蜡将其背后用力磨光。装裱次数多了,这些绢本书画,表面上有一层亮光,俗称“宝浆亮”。而明中期以后的绢本书画,一般是看不到这层亮光的。而年代久远的纸本书画,装裱次数多了,表面也有一层“镜面光”。故年代久远的书画,都有一种古古香、沁人心牌的光感。另外,鉴定时也决不能专看绢或纸的黑白与破碎残损的程度来断定其年代或真假。如果纸绢破碎残损或成黯淡就认为年代久远,而洁白完整者其年代就一定较近,这就会犯常识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