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阳字画交易平台也有的作伪者采取金蝉脱壳的办法，保留原装裱，挖出书画本身将伪本嵌裱进去。鉴别这类书画，则不能仅凭装裱来断定其真伪了。现在很多造假者手段很高明，把古画拼接、嫁接、挪位，很有隐蔽性。

　　一般来说,设工笔画用绢较多,水墨写意画用纸较多。唐、五代以前的绘画,就流传的作品看,几乎全是绢本的。宋代以后发展了水墨写意画,用纸本的逐渐多起来。元代高克恭、郭畀、方从义等人作品的题材多为水墨云山,所以用纸本表现效果较好。明代“院体”画家王谔、李在,以及戴进、吴伟、张路等人,山水仿宋代马远、夏圭,花鸟画勾勒设,为了和画风题材相适应,大多采用绢本。古代的纸绢可以流传到后代,后代人有可能用前代人的纸绢作画书写,而前人不可能用后代的纸绢作书画。如果有件作品署的是宋、元人的名款,而所用的绢是清代或民国的新绢,那么,这肯定是伪作。如碰到一件元代名家的画,用的是板续,或有一件粉笺蜡笺纸写的书法,署名的却是宋、元书家的,这无须考虑其他,即可断定是伪品,因板和粉笺、蜡笺纸,在明代时才出现。

　　考古发掘所得的文物，一般只有断代问题，没有真假问题，但也不尽然。苏州以往做假铜器，竟运到河南埋在墓坑里，过若干年再掘出来卖，甚至还带着买主一起去挖，使人相信。一个考古工作者如能识别那些“假货”，知其底蕴，总比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要好。至于一个书画鉴定者，所接触的文物主要是传世之品，就更对伪品用心研究了。所谓既想知真，知假；不能知假，亦难辨真。法所谓“知彼知已，百战不殆”，就是这个道理。文物，真有真的规律，假也有假的规律，书画也不能。作伪者虽心机用尽，诡计多端，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类:一类是做假，其中又包括照摹、拼凑、摹拟大意、凭空臆造等四种方式；另一类是利用前人的书画，用改款、添款或割款的方法来做假。这些原件的作者本无心作伪，作品也本是真迹，而做假是后人强加到它们身上去的。鉴别者就要辨认一下究竟原作者是谁，把是非问题弄清楚，所谓“明是非”者指此。 照摹接近现在的复制，在古时肯定是不少的，而且所摹以名迹居多。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入元秘府，“为官匠装池者以似本易出”，这似本若非照摹是不敢拿去顶换真本的。近代照摹的伪作更为常见，拿戴熙的画来说，解放前上海的徐俊卿和北京的陶洙都是作伪能手。陶洙伪造的《西冷烟雨图》从外签、引首一直到本身和题跋都是复制，颇有几分相似。但笔墨不免呆滞，真伪还是判然易见的。

　　有的画应当说本来是真的，因被人加上假题，反成了伪作。例如在《唐宋元明名画大观》印出的一幅草虫图轴，署款李亨。按前代画家有两个李亨，一为元人，一为清人。从草虫轴的时代风格来看，出于清人之手，本是清代李亨的真迹。但画上有后人伪造明钱穀和清卞永誉的跋，出于有了这两段题字，却使它成了一幅假的元人画了。这方面的作伪伎俩和制造伪书画一样的层出不穷，具体的事例写一专册，这里多举了。 收藏印对书画鉴定也是有帮助的。一则是有些烜赫名迹经过历代鉴赏家收藏都盖上了他们的钤记，将收藏者的时代排一排，便可弄清它的传世经过，前人所谓“流传有绪”就是指此。其次是有几位鉴赏家如梁清标、安岐眼力高，凡经这二人盖过鉴藏印的书画，大多数是。再其次是收藏印至少可以为作品的下限年代提供的根据。一幅画如有赵佶的收藏印，就可以确定晚也是北宋；如有张丑的收藏印，就可以确定至迟也是晚明。余此类推，不必再为罗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