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源字画拍卖企业手头要多备一些工具书。学习书画鉴定，有关的书画工具书是必不可少的。日常当我们遇上赝品，可以用建立起的书画鉴定的标尺与之比较，从中寻找到赝品的“蛛丝马迹”。权威的书画鉴定家们对书画作品的鉴定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对照比较的过程。

　　元明以后的某些文人画家，构图落墨往往顷刻而成。五代、北宋的花鸟画着重写生，后来才有写意的“四君子画(梅、兰、竹、菊)，这自和文人画有密切的联系。以上只是简略地提一提时代不同，画家的思想、生活、工具、方法都会有所改变以致影响绘画的风格，而使人看出它的时代特点。这仅是几个例子，至于细致的分析叙述，自然不是短时间所能讲清楚的。 具体到绘画中的服饰器用，往往有关历史制度，所反映的时代特点更为鲜明。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衣冠异制》专论这方面的问题。画中事物是否与历史相符，被郭氏用作评价的标准之一，可见自古以来鉴赏家对这方面就十分注意。熟悉各个时代的服饰器用对鉴定是有帮助的。古代画家也有画错了前代衣冠制度的，但只有错画或混淆了前代已有的，而不会预先画出当时尚未有的。有些画上题有唐代画家的名款，但画中有用藤竹缠扎的高形圆几和带束腰的长方高桌，即从器物上来看，便知这画是宋非唐。而譬如有古纸古绢的风俗画，而中有戴红顶花翎的人物，无论纸绢如何古老，它也对不会是清以前的作品。

　　至于书、画的创作，刻印、制、制纸、织绢以至装潢等等知识，如果能了解一分，即有一分的用处。当然不是说书家才能鉴字，画家才能鉴画，但是作为基础知识，了解操作情形，终是有益处的。 前面讲到鉴定书画有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但这种关系还要善于掌握，灵活运用，如果毫无辨地去套用，也会出现错误的。在一般的情况下，鉴定一件作品首先看它的时代风格，再看个人风格，然后看各项辅助条件。这幅发挥了水墨特点的花鸟画，无疑地有浓厚的元人气息。从个人风格来看，可以肯定是王渊的晚期作品，凡是题有至正年款的作品，都是这种面目。隶书的款字和“王若水印”“墨妙笔精”两印都很好，纸也很旧。收藏传世的经过倘若我们由近向远推溯，解放前此轴为上海周湘云，在他之前是张弧的收藏，画上有“张弧之印”钤记。乾隆的印玺说明当时保存在清内府。入内府之前为梁清标。再向上有秦溪朱氏的题诗，上距作画之时一百多年。用主要和辅助依据来检查这轴画，一切都是符合的、一致的，为它提出了正面、肯定的据，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它是真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项主要依据和多项辅助依据每一项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各有联系的。

　　装潢与书画本身的关系更间接一些，但有时也可作为鉴定书画的有力佐。各时代的绫、锦，花纹、泽多不相同，装裱的式样也有出入。前人收藏印多盖在裱件的接缝上，因而它和装潢的形式也有密切的关系。以的宋“宣和装”来说，玉池用绫，前、后隔水用黄绢，白麻笺作拖尾，连本身共五段。玉池和前隔水之间盖“御书”葫芦印，前隔水与本身之间盖双龙玺及年号玺各一，本身与后隔水之间盖年号玺二，拖尾上盖“内府图书之印”共用七玺。“宣和装”虽有，但这是比较标准的格式。不少赝迹上的伪宣和至，往往是漫无规律，乱打乱盖的。金章宗也用七玺，梁清标常在前、后黼水上用两印，乾隆用五玺、七玺、八玺、十三玺不等叫，也各有他们的惯。裱工的一般情况是清中叶以前卷子拖尾短，所以比较细，嘉、道以后拖尾长，卷子就粗了。民间裱工南北传授不同，手法亦异。熟悉了以后，几种有特点的装潢不用打开书画便能知道是何时、何地的裱工，乃至是哪一家的藏品，从而为鉴定提供了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