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池字画交易商家多作比较。鉴定真伪关键在于比较，徐邦达先生曾经说过:“没有比较，何谈鉴定”，权威的书画鉴定家们对书画作品的鉴定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对照比较的过程。日常当我们遇上赝品，可以用建立起的书画鉴定的标尺与之比较，从中寻找到赝品的“蛛丝马迹”。

　　过去有些国外人士企图通过对绢的研究来解决中国画的鉴定问题。他们做过多次试验，把已经肯定了年代的作品如郭熙《早春图》拍照放大，作精密的现察，但仍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来作为鉴定书画年代或真伪的依据。这是因为古代纺织原料可以长期不变——明代蚕吐的丝和现在蚕吐的丝不会有什么两样——而生产技法也可能延续很久没有改变，所以很可能二、三百年间所生产的绢是一样的。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同一时期生产的绢，因地区不同、蚕种不同、织法不同，反会有相当大的差别。再说古代纸绢也可以留到后代才被人使用。文徵明、王宠等便用过藏经纸，金农也常用旧纸书画，弘历也用了不少宋纸。近代作伪越来越精，解放前上海曾有人用白棉纸的明版书，切下天地头，泡成纸浆，重制成小幅笺纸，看起来和明朝纸质料一样，不易分辨。所以只凭纸绢的年代、质地来判断书画真伪是肯定要上当的。

　　考古发掘所得的文物，一般只有断代问题，没有真假问题，但也不尽然。苏州以往做假铜器，竟运到河南埋在墓坑里，过若干年再掘出来卖，甚至还带着买主一起去挖，使人相信。一个考古工作者如能识别那些“假货”，知其底蕴，总比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要好。至于一个书画鉴定者，所接触的文物主要是传世之品，就更对伪品用心研究了。所谓既想知真，知假；不能知假，亦难辨真。法所谓“知彼知已，百战不殆”，就是这个道理。文物，真有真的规律，假也有假的规律，书画也不能。作伪者虽心机用尽，诡计多端，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类:一类是做假，其中又包括照摹、拼凑、摹拟大意、凭空臆造等四种方式；另一类是利用前人的书画，用改款、添款或割款的方法来做假。这些原件的作者本无心作伪，作品也本是真迹，而做假是后人强加到它们身上去的。鉴别者就要辨认一下究竟原作者是谁，把是非问题弄清楚，所谓“明是非”者指此。 照摹接近现在的复制，在古时肯定是不少的，而且所摹以名迹居多。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入元秘府，“为官匠装池者以似本易出”，这似本若非照摹是不敢拿去顶换真本的。近代照摹的伪作更为常见，拿戴熙的画来说，解放前上海的徐俊卿和北京的陶洙都是作伪能手。陶洙伪造的《西冷烟雨图》从外签、引首一直到本身和题跋都是复制，颇有几分相似。但笔墨不免呆滞，真伪还是判然易见的。

　　有的画应当说本来是真的，因被人加上假题，反成了伪作。例如在《唐宋元明名画大观》印出的一幅草虫图轴，署款李亨。按前代画家有两个李亨，一为元人，一为清人。从草虫轴的时代风格来看，出于清人之手，本是清代李亨的真迹。但画上有后人伪造明钱穀和清卞永誉的跋，出于有了这两段题字，却使它成了一幅假的元人画了。这方面的作伪伎俩和制造伪书画一样的层出不穷，具体的事例写一专册，这里多举了。 收藏印对书画鉴定也是有帮助的。一则是有些烜赫名迹经过历代鉴赏家收藏都盖上了他们的钤记，将收藏者的时代排一排，便可弄清它的传世经过，前人所谓“流传有绪”就是指此。其次是有几位鉴赏家如梁清标、安岐眼力高，凡经这二人盖过鉴藏印的书画，大多数是。再其次是收藏印至少可以为作品的下限年代提供的根据。一幅画如有赵佶的收藏印，就可以确定晚也是北宋；如有张丑的收藏印，就可以确定至迟也是晚明。余此类推，不必再为罗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