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城港字画鉴定机构多看原作，树立鉴定标尺。通过多看名家作品的真迹，了解书画家学习期、成熟期、巅峰期、衰退期等各个时期的书法、绘画特点，以及用纸、用墨、用色、笔法、印章、落款等规律。如要研究某位书画家，就要把他一生所有确认为真迹的书画作品，从早期到晚期排列出来，同时还要把书画作品中所有的款识和印章也提取出来，从中寻找出某个时间段的规律来。与此同时还要了解书画家都学过什么东西、书写和绘制过什么东西、拜谁为师、书法和绘画风格的演变过程、什么样的风格是被当时社会所认可的、这种风格又呈现出什么样的变化、什么人学他、什么人造他的假、后人对他的评价如何、他的作品流传下来有多少、这些流传下来的作品情况又如何等等。在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之后，还要由量变到质变，即将我们的脑子像电脑一样存盘，存到一定量之后，自然就能从中提炼出规律性的东西来，这就是书画鉴定的标尺。

　　对于艺术家职业生活的了解，也是一种历史知识。明代有些画上空着上款的位置，这是为画有买主时再补写。画卖不掉，上款便空着。有些作品因画在前，卖在后，下款和上款分两次写成，所以墨不一样。上述的现象可能会引起人怀疑，但是可以理解的，并不一定就是伪迹。 更为具体的历史知识是关于年号、干支方面的问题如元皇庆虽只二年，由于改元，用到三年。明万历共四十八年，八月以后才是泰昌元年，倘若遇到书画题“泰昌元年二月”，可以肯定是伪作。弘历自嘉庆元年起作了四年的太上皇之后才死，所以当时宫廷中文件上的年号，直沿用到“乾隆六十四年”。这类问题，鉴定者如果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即会发生差错。

　　是不是一切书画都可以按照上述的步骤进行鉴定呢？当然不是的。例如展子虔《游春图》，由于传世的隋代卷轴画别无他本，缺少具体的可资比较的材料来辨认它的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于是我们就失去了鉴定的主要依据。在这种情况下，题跋、收藏印、装潢等辅助条件却变成了主要依据。它们还是为我们提供了的据，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游春图》即是宣和鉴藏的那件真迹。 乍看起来，绢地整洁如新，令人生疑，似乎为此画提出了否定的据。但细看此画的风格确是北宋，上面赵佶的瘦金书和蔡京的题诗更是确真无疑。至于宋代的绢，本来有紧密光匀的一种，只要保存得好，可以经久不坏。因此在这里肯定此画的正面据是主要的、确凿的，而可疑的现象只是表面的、可以据理说明的，所以否定的据是不能成立的。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断定此画为真迹。

　　在过去的鉴赏家中也有不相信印章的，认为它不起作用，这也是不对的。因为古人印章传下来的究竟是少数，翻刻造假，在过去不具备照相制版的技术条件下是比较困难的。即使翻刻得好，也容易辨别。因此印章在辅助依据中还是比较重要的一项。 书画凭借纸绢而存在，纸绢对鉴定之重要自不待言。不同的绢纸，有它的不同特点，在不同的纸绢上作书画，便出现不同的效果。书画家各有他们自己喜用的纸绢，以期能地表达出他们的艺术特点。当然也还与他们当时取得的方便条件有关。例如，米芾喜用一种黄纸（名称待考），刘墉、梁同书等人喜用蜡笺等等。有少数几种纸只在历史上某一时期有，而且数量不多，米芾、欧阳修过一种白发灰的纸，只北宋有。一种很白很细的纸也产于北宋，南宋高宗时也还有一些。明大家沈周、文征明等常用一种白棉纸，质松而容易变黑。正德、嘉靖间有一种近似洋纸的布纹纸，写尺牍有时用，弘历（乾隆）也曾使用它。绢也有很多种。宋画院尤其是南宋中期画院所用的绢，光匀细致，历久不纰，可能是由于经纬紧密，灰尘不易侵着的原故。明中期有一种粗绢，疏透如纱，张平山常用，有一幅达摩轴就是用这种绢画成的。一般说来，纸绢也有它的时代风尚。宋朝四大书法家熟纸写字，取其光滑适，到元朝才有用生纸的。早期绘画多用绢，后期多用纸，这与画法的发展有关。宋代画家如范宽、郭熙、马远、夏珪等，多用水墨烘染，故绢素为宜；元以来的文人画偏重皴擦，用纸便于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