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字画拍卖机构要全面了解这些画家的艺术风格和创作规律很是困难，即使精于此道的专家一般也只能局限于某一时期的部分画家。因此，我们在学习书画鉴定过程中要多向有经验的专家学习请教，以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

　　一般来说,设工笔画用绢较多,水墨写意画用纸较多。唐、五代以前的绘画,就流传的作品看,几乎全是绢本的。宋代以后发展了水墨写意画,用纸本的逐渐多起来。元代高克恭、郭畀、方从义等人作品的题材多为水墨云山,所以用纸本表现效果较好。明代“院体”画家王谔、李在,以及戴进、吴伟、张路等人,山水仿宋代马远、夏圭,花鸟画勾勒设,为了和画风题材相适应,大多采用绢本。古代的纸绢可以流传到后代,后代人有可能用前代人的纸绢作画书写,而前人不可能用后代的纸绢作书画。如果有件作品署的是宋、元人的名款,而所用的绢是清代或民国的新绢,那么,这肯定是伪作。如碰到一件元代名家的画,用的是板续,或有一件粉笺蜡笺纸写的书法,署名的却是宋、元书家的,这无须考虑其他,即可断定是伪品,因板和粉笺、蜡笺纸,在明代时才出现。

　　印章是文件上的明物，是“取信于人”的东西，书画家用以表示确属自己的创作，鉴赏家用以表示自己的鉴别，都是相当郑重的。由于印的质地比较坚固，所以某家的某些印可以延续用若干年，甚至一生。印虽然会因用久而损坏，但究竟不是每一件作品都新刻一印，而常是若干件书画上同用某一个或几个印，所以从印章的真伪来帮助判断作品的真伪，是有相当根据的。因此前代鉴定家，是十九、二十世纪之际的收藏家曾将印章作为鉴定书画的主要依据。庞元济就重视印章，主张逐件画、逐方印地进行比较。例如他所藏的王翚画，印章都经仔细核对过。但我认为印章除了它有可作为依据的一面，还有它不足为依据的一面，所以只能作为辅助依据。

　　考古发掘所得的文物，一般只有断代问题，没有真假问题，但也不尽然。苏州以往做假铜器，竟运到河南埋在墓坑里，过若干年再掘出来卖，甚至还带着买主一起去挖，使人相信。一个考古工作者如能识别那些“假货”，知其底蕴，总比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要好。至于一个书画鉴定者，所接触的文物主要是传世之品，就更对伪品用心研究了。所谓既想知真，知假；不能知假，亦难辨真。法所谓“知彼知已，百战不殆”，就是这个道理。文物，真有真的规律，假也有假的规律，书画也不能。作伪者虽心机用尽，诡计多端，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类:一类是做假，其中又包括照摹、拼凑、摹拟大意、凭空臆造等四种方式；另一类是利用前人的书画，用改款、添款或割款的方法来做假。这些原件的作者本无心作伪，作品也本是真迹，而做假是后人强加到它们身上去的。鉴别者就要辨认一下究竟原作者是谁，把是非问题弄清楚，所谓“明是非”者指此。 照摹接近现在的复制，在古时肯定是不少的，而且所摹以名迹居多。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入元秘府，“为官匠装池者以似本易出”，这似本若非照摹是不敢拿去顶换真本的。近代照摹的伪作更为常见，拿戴熙的画来说，解放前上海的徐俊卿和北京的陶洙都是作伪能手。陶洙伪造的《西冷烟雨图》从外签、引首一直到本身和题跋都是复制，颇有几分相似。但笔墨不免呆滞，真伪还是判然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