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田字画拍卖企业多了解作伪的手法。要提高我们自己辨别真伪的能力，就要多了解作伪者的手法。传统的作伪形式主要有摹本、临本、造本、仿本、假画、真跋、改添款等几种，而现代的作伪已将高科技手段引入。因此，我们学习书画鉴定要紧跟市场的发展，因为造假者也在“与时俱进”。

　　在过去的鉴赏家中也有不相信印章的，认为它不起作用，这也是不对的。因为古人印章传下来的究竟是少数，翻刻造假，在过去不具备照相制版的技术条件下是比较困难的。即使翻刻得好，也容易辨别。因此印章在辅助依据中还是比较重要的一项。 书画凭借纸绢而存在，纸绢对鉴定之重要自不待言。不同的绢纸，有它的不同特点，在不同的纸绢上作书画，便出现不同的效果。书画家各有他们自己喜用的纸绢，以期能地表达出他们的艺术特点。当然也还与他们当时取得的方便条件有关。例如，米芾喜用一种黄纸（名称待考），刘墉、梁同书等人喜用蜡笺等等。有少数几种纸只在历史上某一时期有，而且数量不多，米芾、欧阳修过一种白发灰的纸，只北宋有。一种很白很细的纸也产于北宋，南宋高宗时也还有一些。明大家沈周、文征明等常用一种白棉纸，质松而容易变黑。正德、嘉靖间有一种近似洋纸的布纹纸，写尺牍有时用，弘历（乾隆）也曾使用它。绢也有很多种。宋画院尤其是南宋中期画院所用的绢，光匀细致，历久不纰，可能是由于经纬紧密，灰尘不易侵着的原故。明中期有一种粗绢，疏透如纱，张平山常用，有一幅达摩轴就是用这种绢画成的。一般说来，纸绢也有它的时代风尚。宋朝四大书法家熟纸写字，取其光滑适，到元朝才有用生纸的。早期绘画多用绢，后期多用纸，这与画法的发展有关。宋代画家如范宽、郭熙、马远、夏珪等，多用水墨烘染，故绢素为宜；元以来的文人画偏重皴擦，用纸便于表现。

　　不过收藏印和书画家的印章一样，也不一定。后人既能拿书画家的遗印作伪，自然更能拿收藏家的遗印做假。一般作伪的情况是收藏印根本不真，都是后人仿刻的，而且越是收藏家的印，越是有人要仿刻，像项元汴的“天籁阁”“槜李”等图章，已不知被人翻刻过多少次了。何况古代一个收藏家、鉴赏家，他的眼力和学识总是有限性的，同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果然是他所藏过，所钤是真印，也不见得全无伪迹，今天仍要靠我们全面细致地加以分析，不能只凭藏印来定真伪。

　　元明以后的某些文人画家，构图落墨往往顷刻而成。五代、北宋的花鸟画着重写生，后来才有写意的“四君子画(梅、兰、竹、菊)，这自和文人画有密切的联系。以上只是简略地提一提时代不同，画家的思想、生活、工具、方法都会有所改变以致影响绘画的风格，而使人看出它的时代特点。这仅是几个例子，至于细致的分析叙述，自然不是短时间所能讲清楚的。 具体到绘画中的服饰器用，往往有关历史制度，所反映的时代特点更为鲜明。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衣冠异制》专论这方面的问题。画中事物是否与历史相符，被郭氏用作评价的标准之一，可见自古以来鉴赏家对这方面就十分注意。熟悉各个时代的服饰器用对鉴定是有帮助的。古代画家也有画错了前代衣冠制度的，但只有错画或混淆了前代已有的，而不会预先画出当时尚未有的。有些画上题有唐代画家的名款，但画中有用藤竹缠扎的高形圆几和带束腰的长方高桌，即从器物上来看，便知这画是宋非唐。而譬如有古纸古绢的风俗画，而中有戴红顶花翎的人物，无论纸绢如何古老，它也对不会是清以前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