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字画拍卖中心关于书画的鉴定工作，对于书画的收藏，如果不懂得鉴识、鉴别，那你只能算是一个好事者，只有懂得鉴别，又了解书画史的知识，还能进行一些书画的创作，才能称其为鉴赏家。现在一般的造假方法有:摹本、临本、仿本、选本、改款、移款、移山头、后添款、假画真跋等等。

　　再以法书为例:不仅书法本身关系重要，即从文学方面来看，不论是诗是文，词汇的运用,事迹的叙述，思想感情的表达，也看出它的时代风格。例如陆机《平复帖》的句法语气，在明朝人的信中是不会有的。再就书札行款格式来说，自晋唐至明清也有很大的变化,连称呼都不相同。今天我们用“千古”作为对死者的哀悼，明代却用来对生人表示尊敬。清人书画题款惯用的“某某仁兄雅属”，明人是不会这样写的。不同时代的字，笔划也不同。武则天时新创的字，不可能在南北朝时出现。古代写本、刻本的书籍可以凭避讳字来断定朝代，这种鉴别方法对书画又何尝不适用？还有作者的生卒年代、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制度等等，也都直接或间接有助于判断时代、区别真伪。

　　书画鉴定和书画作伪两者之间是尖锐的矛盾斗争，现在我们的鉴定方法虽比前人有了进步，但如果我们满足于现状，怠于精进，停滞不前，那么就会被作伪者骗过，鉴定工作便要失败。 鉴定工作者固然不可有主观成见，但也不宜无原则地轻易动摇。有些古书画存在的问题，由于条件不足，目前还无法获得彻底解决，不宜急求结论，也不必要求大家意见一致。也就是以代表作作为标准。有人采用低标准，如文徵明的画，有较差的，但是无法肯定它假，即以此为标准。两者各有利弊，高标准容易把真看作假，低标准容易把假看作真，所谓有人“眼睛严”、有人“眼睛宽”即指此。这是各人所持的尺度的不同，一时也难强求统一。当然另一方面如果有人确实能提出有力的据，明个人的看法不对，那么自然应当放弃自己的错谋误意见，立即改正。只有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

　　在过去的鉴赏家中也有不相信印章的，认为它不起作用，这也是不对的。因为古人印章传下来的究竟是少数，翻刻造假，在过去不具备照相制版的技术条件下是比较困难的。即使翻刻得好，也容易辨别。因此印章在辅助依据中还是比较重要的一项。 书画凭借纸绢而存在，纸绢对鉴定之重要自不待言。不同的绢纸，有它的不同特点，在不同的纸绢上作书画，便出现不同的效果。书画家各有他们自己喜用的纸绢，以期能地表达出他们的艺术特点。当然也还与他们当时取得的方便条件有关。例如，米芾喜用一种黄纸（名称待考），刘墉、梁同书等人喜用蜡笺等等。有少数几种纸只在历史上某一时期有，而且数量不多，米芾、欧阳修过一种白发灰的纸，只北宋有。一种很白很细的纸也产于北宋，南宋高宗时也还有一些。明大家沈周、文征明等常用一种白棉纸，质松而容易变黑。正德、嘉靖间有一种近似洋纸的布纹纸，写尺牍有时用，弘历（乾隆）也曾使用它。绢也有很多种。宋画院尤其是南宋中期画院所用的绢，光匀细致，历久不纰，可能是由于经纬紧密，灰尘不易侵着的原故。明中期有一种粗绢，疏透如纱，张平山常用，有一幅达摩轴就是用这种绢画成的。一般说来，纸绢也有它的时代风尚。宋朝四大书法家熟纸写字，取其光滑适，到元朝才有用生纸的。早期绘画多用绢，后期多用纸，这与画法的发展有关。宋代画家如范宽、郭熙、马远、夏珪等，多用水墨烘染，故绢素为宜；元以来的文人画偏重皴擦，用纸便于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