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字画收购中心多看原作，树立鉴定标尺。通过多看名家作品的真迹，了解书画家学习期、成熟期、巅峰期、衰退期等各个时期的书法、绘画特点，以及用纸、用墨、用色、笔法、印章、落款等规律。如要研究某位书画家，就要把他一生所有确认为真迹的书画作品，从早期到晚期排列出来，同时还要把书画作品中所有的款识和印章也提取出来，从中寻找出某个时间段的规律来。与此同时还要了解书画家都学过什么东西、书写和绘制过什么东西、拜谁为师、书法和绘画风格的演变过程、什么样的风格是被当时社会所认可的、这种风格又呈现出什么样的变化、什么人学他、什么人造他的假、后人对他的评价如何、他的作品流传下来有多少、这些流传下来的作品情况又如何等等。在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之后，还要由量变到质变，即将我们的脑子像电脑一样存盘，存到一定量之后，自然就能从中提炼出规律性的东西来，这就是书画鉴定的标尺。

　　印章本身比使用印章的书画家寿命长。书画家死了，如果印章还在，别人可以将它盖到伪造的书画上去。解放前上海有个画家得到一套戴熙的印章，利用它制造了大批的假画。丁辅之曾把丁敬、金农的印当做收藏章盖在书画上。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有一本法若真山水册，其中有些印章盖在经修补后的破洞上，不合乎用印的格式，原来是他的孙子法光祖干的事。以上都足以说明后人可以使用前人的遗印。 有些书画家所用的印章虽比较固定，不常更换，容易核对；有些书画家的印章却既多且乱，根本无法核对。这是鉴定书画印章为凭的另一个理由。例如沈周就是名画家中印章较乱的一位。他的作品有几幅从各方面来看都可以肯定是真迹，但印章偏偏不一致。突出的例子是故宫博物院所藏《卧游册》中画牛的一开，盖在同幅上的两方白文“启南”印，字文、大小相同，但非一印。画家中印章多而乱的不止沈周一人，倘专凭印鉴来断定真伪，那么对他们的作品只好一律否定了。

　　由于写小楷笔锋活动的范围有限，手指握管离开笔毫的距离变近了，手臂也随着贴着桌案。清代试卷到康熙以后更为严格，要求行行齐整，字字匀称，划平竖直，又光又圆，于是连手腕都挨着桌面了，形成了所谓馆阁体的书风。这固然属于科举仕禄范围的现象，但即是在野的文人、方外的僧道，由于种种关系的影响，也常无形中反映出那一时期的风气。若问某时代的书风究竟是怎样，这便须把各代的字迹摆出来观摩比较，才能理会。只凭观摩，不作有意识地比较分析不会看出差别；而只从理论上讲求差别，不多接触实物，也仍然是空谈而已。

　　利用装裱鉴定书画真伪其作用有二:一是看其装裱的形制或手法，可以对书画断代。如一些“宣和装”的家画，特点是，卷前有绫天头和黄绢隔水；黄绢隔水贴近画心的上部有赵佶的亲笔题笺。画心后为黄绢隔水和拖尾，原“宜和装”上还必钤盖徽宗的“宣和七玺”印。明清或民国装裱也有其自己的特。二是印书画的程度大。应注意新画旧裱。好的古旧字画原老裱总让人放心。 大约到北宋,渐渐流行装成卷轴。明代的装裱立轴增多,手卷增加引首。册页有的用纸挖裱或镶袜成册。立轴的装裱形式有宽边窄边之分。窄边是仿宣和装,宽边是明代的形制,其特点是用米黄宽边绫圈,上下大地用深蓝花绫装裱。另外有些立轴的画心上端还加了一段纸,称作“诗堂”,上题诗文或赞语等。折扇画的形制是明代永乐以后开始兴起的。清代康熙乾隆时宫廷的装裱比较富丽堂皇,用料、技巧、样式都十分讲究。至嘉庆后宫廷装裱的质量显著下降。清代民间的装裱,尤其是私人收藏家对所藏字画的装裱,其用料的规格和装裱的样式都有自己独到的方式。如清大藏家梁清标重裱表的书画轴多用碧云鹤斜纹绫天地,米黄细密绢圈,缓带与副隔水或绫、绢圈,包首用浅黄绢,轴头用红木或紫檀木制成。手卷则仿宣和装。重裱书画都有梁氏的亲笔题跋。而对联这一形式的出现,大约始于明末,且又限于书法。到了清代亦有少数“画对”或“书画混合”形式出现。装裱的类别和书画的形制,归结起来,有手卷、横披、立轴、屏条、册页、纨扇折扇、对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