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字画交易机构也有的作伪者采取金蝉脱壳的办法，保留原装裱，挖出书画本身将伪本嵌裱进去。鉴别这类书画，则不能仅凭装裱来断定其真伪了。现在很多造假者手段很高明，把古画拼接、嫁接、挪位，很有隐蔽性。

　　由于写小楷笔锋活动的范围有限，手指握管离开笔毫的距离变近了，手臂也随着贴着桌案。清代试卷到康熙以后更为严格，要求行行齐整，字字匀称，划平竖直，又光又圆，于是连手腕都挨着桌面了，形成了所谓馆阁体的书风。这固然属于科举仕禄范围的现象，但即是在野的文人、方外的僧道，由于种种关系的影响，也常无形中反映出那一时期的风气。若问某时代的书风究竟是怎样，这便须把各代的字迹摆出来观摩比较，才能理会。只凭观摩，不作有意识地比较分析不会看出差别；而只从理论上讲求差别，不多接触实物，也仍然是空谈而已。

　　后人的题跋，对书画鉴定能起多大作用，更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分析。作伪在宋代已很盛行，米芾《书史》便记载他所临写的王献之《鹅群帖》及虞世南书，被王晋卿染成古，加上从别处移来的题跋，装在一起，还请当时的公卿来题。这些字卷如果传到现在，宋人题跋虽真，帖本身却是米芾临的。 题跋对书画的鉴定是否可信还要看题跋者的水平。弘历收藏至富，题跋也很多，但鉴别能力却差，往往弄假成真。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他先得到了赝本，叹为旷世无双，天下黄公望，随身携带，每次阅看，必加题识，将卷中的空隙都填满了。后来真本也入内府，他反瞪着眼睛说是假的。文徵明的题跋就较为可信，因他工书善画。鉴别能力高，说出话来就有分量。鉴定的人除了眼力有高低之差，还须看他对作品的负责的态度如何。董其昌经眼过很多书画名迹，但在品评真伪上不严肃，因此不能对他的题跋相信。总的说来，前代的鉴赏家去古较近，见到的东西多，有比我们占便宜的地方。他们的题默虽不可尽信，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思考的。

　　但纸绢对鉴定还是有一定的帮助。前代的纸绢后人虽能用，但后代的纸绢前人却对不可能用。摸清了纸绢的年代之后，至少能排除用后代纸绢伪造前代书画的那些赝品。 宋代有些书画现状完好，绢不酥脆，也很干净。如赵佶(宋徽宗)的《听琴图》、马麟的《层叠冰绡轴》(梅花)皆是。但比它们时代晚得多的如蓝瑛和陈洪绶的作品，绢却往往很陈黯。这是因为原料质量不同的原故，而保存和装裱情况的差异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解放前有人认为宋代去今年久，不可能有整洁如新的绢本画传下来，所以他将上述的两轴宋画定为伪迹，其实并不正确。质地韧密的藏经纸不也是宋代的吗?只要保存得好，也可以完整无损。我们如能弄清楚为什么某些纸绢可以历久如新的道理，便不会对它们的年代有怀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