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庆字画交易企业也有的作伪者采取金蝉脱壳的办法，保留原装裱，挖出书画本身将伪本嵌裱进去。鉴别这类书画，则不能仅凭装裱来断定其真伪了。现在很多造假者手段很高明，把古画拼接、嫁接、挪位，很有隐蔽性。

　　但纸绢对鉴定还是有一定的帮助。前代的纸绢后人虽能用，但后代的纸绢前人却对不可能用。摸清了纸绢的年代之后，至少能排除用后代纸绢伪造前代书画的那些赝品。 宋代有些书画现状完好，绢不酥脆，也很干净。如赵佶(宋徽宗)的《听琴图》、马麟的《层叠冰绡轴》(梅花)皆是。但比它们时代晚得多的如蓝瑛和陈洪绶的作品，绢却往往很陈黯。这是因为原料质量不同的原故，而保存和装裱情况的差异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解放前有人认为宋代去今年久，不可能有整洁如新的绢本画传下来，所以他将上述的两轴宋画定为伪迹，其实并不正确。质地韧密的藏经纸不也是宋代的吗?只要保存得好，也可以完整无损。我们如能弄清楚为什么某些纸绢可以历久如新的道理，便不会对它们的年代有怀疑了。

　　印章本身比使用印章的书画家寿命长。书画家死了，如果印章还在，别人可以将它盖到伪造的书画上去。解放前上海有个画家得到一套戴熙的印章，利用它制造了大批的假画。丁辅之曾把丁敬、金农的印当做收藏章盖在书画上。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有一本法若真山水册，其中有些印章盖在经修补后的破洞上，不合乎用印的格式，原来是他的孙子法光祖干的事。以上都足以说明后人可以使用前人的遗印。 有些书画家所用的印章虽比较固定，不常更换，容易核对；有些书画家的印章却既多且乱，根本无法核对。这是鉴定书画印章为凭的另一个理由。例如沈周就是名画家中印章较乱的一位。他的作品有几幅从各方面来看都可以肯定是真迹，但印章偏偏不一致。突出的例子是故宫博物院所藏《卧游册》中画牛的一开，盖在同幅上的两方白文“启南”印，字文、大小相同，但非一印。画家中印章多而乱的不止沈周一人，倘专凭印鉴来断定真伪，那么对他们的作品只好一律否定了。

　　装潢与书画本身的关系更间接一些，但有时也可作为鉴定书画的有力佐。各时代的绫、锦，花纹、泽多不相同，装裱的式样也有出入。前人收藏印多盖在裱件的接缝上，因而它和装潢的形式也有密切的关系。以的宋“宣和装”来说，玉池用绫，前、后隔水用黄绢，白麻笺作拖尾，连本身共五段。玉池和前隔水之间盖“御书”葫芦印，前隔水与本身之间盖双龙玺及年号玺各一，本身与后隔水之间盖年号玺二，拖尾上盖“内府图书之印”共用七玺。“宣和装”虽有，但这是比较标准的格式。不少赝迹上的伪宣和至，往往是漫无规律，乱打乱盖的。金章宗也用七玺，梁清标常在前、后黼水上用两印，乾隆用五玺、七玺、八玺、十三玺不等叫，也各有他们的惯。裱工的一般情况是清中叶以前卷子拖尾短，所以比较细，嘉、道以后拖尾长，卷子就粗了。民间裱工南北传授不同，手法亦异。熟悉了以后，几种有特点的装潢不用打开书画便能知道是何时、何地的裱工，乃至是哪一家的藏品，从而为鉴定提供了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