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字画拍卖中心旧时北京的装裱匠人，手艺相当高超，旧书画虽然破碎至不可分辨、或者脆到几乎一吹即散，仍能装裱如原装。这类不太完整的书画经装裱后，如果悬挂或正视，都不会看出有什么破绽。如果向阳处由背面看，则原形毕露。所以，如果遇到裱得很厚，或者装在镜框之内的书画，就一定要特别注意。

　　书画鉴定和书画作伪两者之间是尖锐的矛盾斗争，现在我们的鉴定方法虽比前人有了进步，但如果我们满足于现状，怠于精进，停滞不前，那么就会被作伪者骗过，鉴定工作便要失败。 鉴定工作者固然不可有主观成见，但也不宜无原则地轻易动摇。有些古书画存在的问题，由于条件不足，目前还无法获得彻底解决，不宜急求结论，也不必要求大家意见一致。也就是以代表作作为标准。有人采用低标准，如文徵明的画，有较差的，但是无法肯定它假，即以此为标准。两者各有利弊，高标准容易把真看作假，低标准容易把假看作真，所谓有人“眼睛严”、有人“眼睛宽”即指此。这是各人所持的尺度的不同，一时也难强求统一。当然另一方面如果有人确实能提出有力的据，明个人的看法不对，那么自然应当放弃自己的错谋误意见，立即改正。只有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

　　印章本身比使用印章的书画家寿命长。书画家死了，如果印章还在，别人可以将它盖到伪造的书画上去。解放前上海有个画家得到一套戴熙的印章，利用它制造了大批的假画。丁辅之曾把丁敬、金农的印当做收藏章盖在书画上。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有一本法若真山水册，其中有些印章盖在经修补后的破洞上，不合乎用印的格式，原来是他的孙子法光祖干的事。以上都足以说明后人可以使用前人的遗印。 有些书画家所用的印章虽比较固定，不常更换，容易核对；有些书画家的印章却既多且乱，根本无法核对。这是鉴定书画印章为凭的另一个理由。例如沈周就是名画家中印章较乱的一位。他的作品有几幅从各方面来看都可以肯定是真迹，但印章偏偏不一致。突出的例子是故宫博物院所藏《卧游册》中画牛的一开，盖在同幅上的两方白文“启南”印，字文、大小相同，但非一印。画家中印章多而乱的不止沈周一人，倘专凭印鉴来断定真伪，那么对他们的作品只好一律否定了。

　　书画件幅的形式也有它的时代风格。如北宋人常画高头大卷。团扇宋元都有，明代就少了，一直要刭清代道光时才又时兴起来。折扇明初才更多地流行起来，起初用它来写字，后来才作画。对联产生于明代晩期，乾隆以后始流行，如有宋元人款的对联，可以肯定是假的。 从事鉴定的人不妨将书画的时代分一分段落。我自己是这样划分的:唐、北宋、南宋、元、明早期、明中期、明晩期到清初、康雍到乾隆初、乾嘉到道咸、同光到民国初年。只要我们书画看得多了，渐渐熟悉了，不同时代的风格在心目中就会出现一个轮廓。闭上眼睛，我们可以想得出北宋的画大概是什么样子，南宋的又如何；明代早期的字大概是什么样子，中、晚期的又如何。凡遇一件具体的作品时，首先要看它的风格特点属于哪个时代。它的时代，已经摸索判断之后，然后再做进一步的考查，便方便多了。不过时代也不是上来即能十分确定的，有时也是从其他条件已知之后才判断出来的，更要充分考虑其他种种的可能性。一则提防有，例如某些在野的文人不事科举，所写的字与一般科举出身文人的书法便可能不同。二则前期的风格有时会延续到后代。元朝的某些道释画家，保存了宋人的面貌，一直传到明清，仍然变化不大。不过不见得一个画家继承了前代的画派便具备了前代的一切特点。例如明人学马、夏山水的很多，但宋人笔法紧，明人笔法松，宋人笔触重，明人笔触轻，外貌似相似，总的效果却有出入。流往国外的一幅马夏派山水画轴，署名“世昌”，下有“历山”朱文印，外人论著标明为宋人徐世昌作。从画的笔法、笔触来看，当为明人所作。按明代山东有画家名王世昌号历山，更可知此画的作者是明代的王世昌而非宋代的徐世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