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昌字画交易公司旧时北京的装裱匠人，手艺相当高超，旧书画虽然破碎至不可分辨、或者脆到几乎一吹即散，仍能装裱如原装。这类不太完整的书画经装裱后，如果悬挂或正视，都不会看出有什么破绽。如果向阳处由背面看，则原形毕露。所以，如果遇到裱得很厚，或者装在镜框之内的书画，就一定要特别注意。

　　绘画自古就是为政治服务的，旨在“成教化，助人伦”，“指鉴贤患，发明治乱”，所以首先促进了人物画的发展，而《女史箴》《列女传》等都是宣扬封建礼教的题材。早期人物的描法，如“春蚕吐丝，如一”，继之而起的有轻重提按、近似兰叶的衣纹，标志着用笔的进一步发展。转折快利、顿挫分明的描法要到南宋才开始流行。山水画初起时不讲究比例，“人大于山，水不容泛”是它的时代风格。等到画家知道只要按照比例就可以将大自然缩写到画幅之中，所谓“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又不禁对此“”大为赞叹。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早期山水多摄取全形，要到南宋李唐、马远、夏圭诸家截取山腰、山脚，取景才有另一步的发展。北宋大家如李成、郭熙，所画树石是中原景，南宋才出现水天空濛的一角“剩水残山”，这和宋室偏安、政治中心南移是分不开的。元代文人画讲求笔情墨韵，不以形似为工，使山水面目又为之一变。

　　在过去的鉴赏家中也有不相信印章的，认为它不起作用，这也是不对的。因为古人印章传下来的究竟是少数，翻刻造假，在过去不具备照相制版的技术条件下是比较困难的。即使翻刻得好，也容易辨别。因此印章在辅助依据中还是比较重要的一项。 书画凭借纸绢而存在，纸绢对鉴定之重要自不待言。不同的绢纸，有它的不同特点，在不同的纸绢上作书画，便出现不同的效果。书画家各有他们自己喜用的纸绢，以期能地表达出他们的艺术特点。当然也还与他们当时取得的方便条件有关。例如，米芾喜用一种黄纸（名称待考），刘墉、梁同书等人喜用蜡笺等等。有少数几种纸只在历史上某一时期有，而且数量不多，米芾、欧阳修过一种白发灰的纸，只北宋有。一种很白很细的纸也产于北宋，南宋高宗时也还有一些。明大家沈周、文征明等常用一种白棉纸，质松而容易变黑。正德、嘉靖间有一种近似洋纸的布纹纸，写尺牍有时用，弘历（乾隆）也曾使用它。绢也有很多种。宋画院尤其是南宋中期画院所用的绢，光匀细致，历久不纰，可能是由于经纬紧密，灰尘不易侵着的原故。明中期有一种粗绢，疏透如纱，张平山常用，有一幅达摩轴就是用这种绢画成的。一般说来，纸绢也有它的时代风尚。宋朝四大书法家熟纸写字，取其光滑适，到元朝才有用生纸的。早期绘画多用绢，后期多用纸，这与画法的发展有关。宋代画家如范宽、郭熙、马远、夏珪等，多用水墨烘染，故绢素为宜；元以来的文人画偏重皴擦，用纸便于表现。

　　凭空臆造的伪作，既不管时代风格，也不问个人风格，这类的伪品，多半技巧不高，易辨认。一些地区性的伪作如古董商所谓“长沙货”“开封货”等属于此类，下面还将谈到。 伪造小名家的作品是比较少的，无款的画一般说来更不存在着真伪问题。但二十年前我在北京买过一个卷子，款署李某，画史中查不到他的名字，起初以为是一位明代早期不画家的作品，后来看出是近年人的伪作。1950年来京，在朋友家又看到一幅无款画，与前画系出一手于是作伪者的用心我才明白，原来他正是利用不画家的作品或无款的作品不会有人疑心是假的心理来推销他的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