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芝字画交易中心要全面了解这些画家的艺术风格和创作规律很是困难，即使精于此道的专家一般也只能局限于某一时期的部分画家。因此，我们在学习书画鉴定过程中要多向有经验的专家学习请教，以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

　　装潢与书画本身的关系更间接一些，但有时也可作为鉴定书画的有力佐。各时代的绫、锦，花纹、泽多不相同，装裱的式样也有出入。前人收藏印多盖在裱件的接缝上，因而它和装潢的形式也有密切的关系。以的宋“宣和装”来说，玉池用绫，前、后隔水用黄绢，白麻笺作拖尾，连本身共五段。玉池和前隔水之间盖“御书”葫芦印，前隔水与本身之间盖双龙玺及年号玺各一，本身与后隔水之间盖年号玺二，拖尾上盖“内府图书之印”共用七玺。“宣和装”虽有，但这是比较标准的格式。不少赝迹上的伪宣和至，往往是漫无规律，乱打乱盖的。金章宗也用七玺，梁清标常在前、后黼水上用两印，乾隆用五玺、七玺、八玺、十三玺不等叫，也各有他们的惯。裱工的一般情况是清中叶以前卷子拖尾短，所以比较细，嘉、道以后拖尾长，卷子就粗了。民间裱工南北传授不同，手法亦异。熟悉了以后，几种有特点的装潢不用打开书画便能知道是何时、何地的裱工，乃至是哪一家的藏品，从而为鉴定提供了线索。

　　书画鉴定的依据,除了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之外,还有不少旁材料,可以帮助加深对作品真伪本身的认识,包括对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的认识。这些旁材料包括干支纪年、帝王年号、官谓建筑服饰、器皿家具和避讳制度等,这些对书画鉴定起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对这些旁材料要尽可能地去掌握和运用,并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比较与考，这有助干对书画作品本身的整体认识和鉴定工作的深入开展。 中国书画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产物,是历史的载体之一。因此这些旁材料包含书画本身中的有关干支纪年、帝王年号、职官称谓、风俗礼仪,以及建筑服饰、器皿家具和避讳制度等,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些都是我们进行书画鉴定的重要依据。反之，如果上述情况与原来历史实际不相符合,就给辨伪提供了依据。所以,古今的书画鉴定家都十分重视避讳的内容及其他相关的知识。

　　再以法书为例:不仅书法本身关系重要，即从文学方面来看，不论是诗是文，词汇的运用,事迹的叙述，思想感情的表达，也看出它的时代风格。例如陆机《平复帖》的句法语气，在明朝人的信中是不会有的。再就书札行款格式来说，自晋唐至明清也有很大的变化,连称呼都不相同。今天我们用“千古”作为对死者的哀悼，明代却用来对生人表示尊敬。清人书画题款惯用的“某某仁兄雅属”，明人是不会这样写的。不同时代的字，笔划也不同。武则天时新创的字，不可能在南北朝时出现。古代写本、刻本的书籍可以凭避讳字来断定朝代，这种鉴别方法对书画又何尝不适用？还有作者的生卒年代、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制度等等，也都直接或间接有助于判断时代、区别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