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字画鉴定公司多作比较。鉴定真伪关键在于比较，徐邦达先生曾经说过:“没有比较，何谈鉴定”，权威的书画鉴定家们对书画作品的鉴定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对照比较的过程。日常当我们遇上赝品，可以用建立起的书画鉴定的标尺与之比较，从中寻找到赝品的“蛛丝马迹”。

　　是不是一切书画都可以按照上述的步骤进行鉴定呢？当然不是的。例如展子虔《游春图》，由于传世的隋代卷轴画别无他本，缺少具体的可资比较的材料来辨认它的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于是我们就失去了鉴定的主要依据。在这种情况下，题跋、收藏印、装潢等辅助条件却变成了主要依据。它们还是为我们提供了的据，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游春图》即是宣和鉴藏的那件真迹。 乍看起来，绢地整洁如新，令人生疑，似乎为此画提出了否定的据。但细看此画的风格确是北宋，上面赵佶的瘦金书和蔡京的题诗更是确真无疑。至于宋代的绢，本来有紧密光匀的一种，只要保存得好，可以经久不坏。因此在这里肯定此画的正面据是主要的、确凿的，而可疑的现象只是表面的、可以据理说明的，所以否定的据是不能成立的。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断定此画为真迹。

　　旧画改款一般的规律是将小名家改为大名家，将晚期的画家改为早期的画家。明代晚期就有人将戴进的作品改署马远或夏珪。前面提到的王世昌山水被改为徐世昌，亦属此类。古代许多小名家本来应当有作品流传下来，不知有多少由于被作伪者改款而弄得名湮迹。 有些伪作把割剩下的题跋作为款字。例如故宫博物院的宋人，款作“李伯时为苏子由作”，实际上这是题跋开头的部分。又有卷，尾有苏东坡款，也是利用题跋中首行字来作为款识。其实这两卷并不因李、苏的名款而增重，也不因题跋被割而被否定其艺术和历史的价值，作伪人的这样手段，终是心劳日绌的。

　　看到画上有作者同时人的题跋，应当弄清楚他和作者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情况从书画本身并不见得能知道，而须从一些题跋中去探索。例如陈汝言的青绿山水《仙山图》，与他平素风格有出入，但上面有倪云林的题，故可定为真迹。卫九鼎的《洛神图》也有倪云林的题诗。卫和倪云是好朋友，倪题既真，也就增加了画的性。故宫所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大家公认是真迹，此卷无款识，鉴定依据除绘画本身的时代风格外，张著的跋也很重要。张著金时人，泰和五年(1205)授监御府书画，离张择端的年代不远，他的话可以令人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