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字画交易中心手头要多备一些工具书。学习书画鉴定，有关的书画工具书是必不可少的。日常当我们遇上赝品，可以用建立起的书画鉴定的标尺与之比较，从中寻找到赝品的“蛛丝马迹”。权威的书画鉴定家们对书画作品的鉴定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对照比较的过程。

　　旧画改款一般的规律是将小名家改为大名家，将晚期的画家改为早期的画家。明代晚期就有人将戴进的作品改署马远或夏珪。前面提到的王世昌山水被改为徐世昌，亦属此类。古代许多小名家本来应当有作品流传下来，不知有多少由于被作伪者改款而弄得名湮迹。 有些伪作把割剩下的题跋作为款字。例如故宫博物院的宋人，款作“李伯时为苏子由作”，实际上这是题跋开头的部分。又有卷，尾有苏东坡款，也是利用题跋中首行字来作为款识。其实这两卷并不因李、苏的名款而增重，也不因题跋被割而被否定其艺术和历史的价值，作伪人的这样手段，终是心劳日绌的。

　　绘画自古就是为政治服务的，旨在“成教化，助人伦”，“指鉴贤患，发明治乱”，所以首先促进了人物画的发展，而《女史箴》《列女传》等都是宣扬封建礼教的题材。早期人物的描法，如“春蚕吐丝，如一”，继之而起的有轻重提按、近似兰叶的衣纹，标志着用笔的进一步发展。转折快利、顿挫分明的描法要到南宋才开始流行。山水画初起时不讲究比例，“人大于山，水不容泛”是它的时代风格。等到画家知道只要按照比例就可以将大自然缩写到画幅之中，所谓“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又不禁对此“”大为赞叹。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早期山水多摄取全形，要到南宋李唐、马远、夏圭诸家截取山腰、山脚，取景才有另一步的发展。北宋大家如李成、郭熙，所画树石是中原景，南宋才出现水天空濛的一角“剩水残山”，这和宋室偏安、政治中心南移是分不开的。元代文人画讲求笔情墨韵，不以形似为工，使山水面目又为之一变。

　　书画鉴定的依据,除了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之外,还有不少旁材料,可以帮助加深对作品真伪本身的认识,包括对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的认识。这些旁材料包括干支纪年、帝王年号、官谓建筑服饰、器皿家具和避讳制度等,这些对书画鉴定起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对这些旁材料要尽可能地去掌握和运用,并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比较与考，这有助干对书画作品本身的整体认识和鉴定工作的深入开展。 中国书画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产物,是历史的载体之一。因此这些旁材料包含书画本身中的有关干支纪年、帝王年号、职官称谓、风俗礼仪,以及建筑服饰、器皿家具和避讳制度等,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些都是我们进行书画鉴定的重要依据。反之，如果上述情况与原来历史实际不相符合,就给辨伪提供了依据。所以,古今的书画鉴定家都十分重视避讳的内容及其他相关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