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字画拍卖服务商多作比较。鉴定真伪关键在于比较，徐邦达先生曾经说过:“没有比较，何谈鉴定”，权威的书画鉴定家们对书画作品的鉴定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对照比较的过程。日常当我们遇上赝品，可以用建立起的书画鉴定的标尺与之比较，从中寻找到赝品的“蛛丝马迹”。

　　元明以后的某些文人画家，构图落墨往往顷刻而成。五代、北宋的花鸟画着重写生，后来才有写意的“四君子画(梅、兰、竹、菊)，这自和文人画有密切的联系。以上只是简略地提一提时代不同，画家的思想、生活、工具、方法都会有所改变以致影响绘画的风格，而使人看出它的时代特点。这仅是几个例子，至于细致的分析叙述，自然不是短时间所能讲清楚的。 具体到绘画中的服饰器用，往往有关历史制度，所反映的时代特点更为鲜明。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衣冠异制》专论这方面的问题。画中事物是否与历史相符，被郭氏用作评价的标准之一，可见自古以来鉴赏家对这方面就十分注意。熟悉各个时代的服饰器用对鉴定是有帮助的。古代画家也有画错了前代衣冠制度的，但只有错画或混淆了前代已有的，而不会预先画出当时尚未有的。有些画上题有唐代画家的名款，但画中有用藤竹缠扎的高形圆几和带束腰的长方高桌，即从器物上来看，便知这画是宋非唐。而譬如有古纸古绢的风俗画，而中有戴红顶花翎的人物，无论纸绢如何古老，它也对不会是清以前的作品。

　　书画鉴定的依据,除了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之外,还有不少旁材料,可以帮助加深对作品真伪本身的认识,包括对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的认识。这些旁材料包括干支纪年、帝王年号、官谓建筑服饰、器皿家具和避讳制度等,这些对书画鉴定起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对这些旁材料要尽可能地去掌握和运用,并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比较与考，这有助干对书画作品本身的整体认识和鉴定工作的深入开展。 中国书画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产物,是历史的载体之一。因此这些旁材料包含书画本身中的有关干支纪年、帝王年号、职官称谓、风俗礼仪,以及建筑服饰、器皿家具和避讳制度等,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些都是我们进行书画鉴定的重要依据。反之，如果上述情况与原来历史实际不相符合,就给辨伪提供了依据。所以,古今的书画鉴定家都十分重视避讳的内容及其他相关的知识。

　　鉴定书画需要有文学知识。古代书画家往往兼是文学家。如果我们读过他的集子，熟悉他以及他同时代人的诗文，对他们的思想、感情、风格就能有更全面的认识。遇到这一家的书画时，对他的了解就不仅仅是某件作品所提供给我们的知识，而会有较深刻、全面的理解。这对鉴定也是有帮助的。 书画的鉴定真伪固然不等于对某一书画家和他的作品作全面的艺术评价，但也不等于说书画鉴定者不需要具备艺术欣赏能力。前代书画流传，世代受人珍重爱护，原因虽不止一端，但作品的艺术价值，往往是首先被人考虑到的。一般地说来，历史的评价，总是公允的。如果一个鉴定工作者，毫无艺术欣赏能力，那么他对作品真伪的判断也不能算是全面了。历来对于书画真假与好坏的关系有这样两句话:“真的不一定好，假的不一定坏。”我也同意这种说法。但这究竟是而不是一般，前人的作品毕竟是真而好的多，假而好的少。我们不能否认有不少真伪的判断是考虑了书画的艺术价值才作出决定的。何况要是鉴定者的欣赏水平低下，又怎能在遇到的时候，分辨出其为真而坏、假而好呢?又如前而提到的在鉴定某家的一件作品时，要分辨出它是某家的代表作，还是一般作品，或是较差的作品。这种高下的品评也是要靠艺术欣赏能力来分类评级的。因此，经常注意个人的艺术修养，提高欣赏水平，是一个鉴定工作者应当不断努力以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