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西字画拍卖商家多了解作伪的手法。要提高我们自己辨别真伪的能力，就要多了解作伪者的手法。传统的作伪形式主要有摹本、临本、造本、仿本、假画、真跋、改添款等几种，而现代的作伪已将高科技手段引入。因此，我们学习书画鉴定要紧跟市场的发展，因为造假者也在“与时俱进”。

　　利用装裱鉴别书画真伪,主要是看其装裱的形式是否与书画的内容所反映出来的年代相符,并要注意新画旧装作伪,以及各种形制的类别与所书所画的内容是否相合等。 根据书画著录书籍也可以帮助鉴别书画的真伪。当我们在鉴定某件书画作品时,它的内容形式与书画著录中所记载的,如质地、尺寸、内容、名称、印章、题跋等是否相符,这就为这件作品的真伪提供了的依据。 根据著录鉴定书画的真伪应注意正反两方面的问题:有些人以为凡是著录过的作品都是真迹,不加分析地盲目收藏。殊不知,一些著录者由于其鉴赏能力与学识有限,因而误将真迹当做赝品或将赝品当做真迹进行著录的还真不少。尤其是明、清以来,各种著录逐渐增多,有些仍然沿袭旧的格式,只记作者姓名及书画名称,对内容款式只简单地记上几笔,很不具体,有的甚至写错了。也有些人本身收藏作品不多,或根本不是收藏家,却也著书行世,这就给鉴定带来了一定的麻烦和混乱。

　　在过去的鉴赏家中也有不相信印章的，认为它不起作用，这也是不对的。因为古人印章传下来的究竟是少数，翻刻造假，在过去不具备照相制版的技术条件下是比较困难的。即使翻刻得好，也容易辨别。因此印章在辅助依据中还是比较重要的一项。 书画凭借纸绢而存在，纸绢对鉴定之重要自不待言。不同的绢纸，有它的不同特点，在不同的纸绢上作书画，便出现不同的效果。书画家各有他们自己喜用的纸绢，以期能地表达出他们的艺术特点。当然也还与他们当时取得的方便条件有关。例如，米芾喜用一种黄纸（名称待考），刘墉、梁同书等人喜用蜡笺等等。有少数几种纸只在历史上某一时期有，而且数量不多，米芾、欧阳修过一种白发灰的纸，只北宋有。一种很白很细的纸也产于北宋，南宋高宗时也还有一些。明大家沈周、文征明等常用一种白棉纸，质松而容易变黑。正德、嘉靖间有一种近似洋纸的布纹纸，写尺牍有时用，弘历（乾隆）也曾使用它。绢也有很多种。宋画院尤其是南宋中期画院所用的绢，光匀细致，历久不纰，可能是由于经纬紧密，灰尘不易侵着的原故。明中期有一种粗绢，疏透如纱，张平山常用，有一幅达摩轴就是用这种绢画成的。一般说来，纸绢也有它的时代风尚。宋朝四大书法家熟纸写字，取其光滑适，到元朝才有用生纸的。早期绘画多用绢，后期多用纸，这与画法的发展有关。宋代画家如范宽、郭熙、马远、夏珪等，多用水墨烘染，故绢素为宜；元以来的文人画偏重皴擦，用纸便于表现。

　　印章本身比使用印章的书画家寿命长。书画家死了，如果印章还在，别人可以将它盖到伪造的书画上去。解放前上海有个画家得到一套戴熙的印章，利用它制造了大批的假画。丁辅之曾把丁敬、金农的印当做收藏章盖在书画上。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有一本法若真山水册，其中有些印章盖在经修补后的破洞上，不合乎用印的格式，原来是他的孙子法光祖干的事。以上都足以说明后人可以使用前人的遗印。 有些书画家所用的印章虽比较固定，不常更换，容易核对；有些书画家的印章却既多且乱，根本无法核对。这是鉴定书画印章为凭的另一个理由。例如沈周就是名画家中印章较乱的一位。他的作品有几幅从各方面来看都可以肯定是真迹，但印章偏偏不一致。突出的例子是故宫博物院所藏《卧游册》中画牛的一开，盖在同幅上的两方白文“启南”印，字文、大小相同，但非一印。画家中印章多而乱的不止沈周一人，倘专凭印鉴来断定真伪，那么对他们的作品只好一律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