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字画鉴定服务商要全面了解这些画家的艺术风格和创作规律很是困难，即使精于此道的专家一般也只能局限于某一时期的部分画家。因此，我们在学习书画鉴定过程中要多向有经验的专家学习请教，以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

　　鉴定书画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而在发生了矛盾的时候，应抓住它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东西，不要被一些次要的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只有如此，问题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又如实物和文献，其间也有辨的关系。文献能提供在实物中见不到或尚未见到的材料，帮助我们鉴定；反过来实物也可以补充或纠正文献的疏漏或错误。研究书画当然要借助于文献，而实物又常能补充或纠正文献的不足。书画真迹中蕴藏着大量的资料，是书画家的生年、籍贯、行履和擅长的艺术种类，随处都可订补文献的阙误。

　　书画家使用绢早约在战国、西汉,这从近几年出土的实物中已得到实。宋代的绢一般匀净厚密,质量较高,此时的“院画”,大多作于这种绢上,如吴炳、林棒、马远、马麟等人的作品。但一般画家使用的绢就较差,也比较疏薄。而在苏州地区的画家沈周、文徵明等人使用的绢,虽非宫廷绢,却也稠密。而晚明陈洪绶、张瑞图、王夫之等人,有时用一种粗糙的劣绢,这些可能与当地生产的区域性有关。元代的绢大都比宋绢粗糙疏松,也不如宋绢洁白,但也不对。明代的宫廷画家所使用的绢质地相当的好。在成化、弘治年间出现一种质地粗糙、经纬稀疏的绢,因不易受墨,往往需要先托上纸才可挥毫。郭翊、张路等人常用此类绢画粗笔水墨写意画。这期间,还开始用绫作画。明代的绫有两种,一种是素绫,表面无花纹;一种是花绫,表面有各种花纹。,早用素绫作画的是沈周。明末清初的书画家张瑞图、米万钟、王译、傅山等也常用绫作画。从此用绫广泛流行。清康熙中期以后就少见了。

　　印章本身比使用印章的书画家寿命长。书画家死了，如果印章还在，别人可以将它盖到伪造的书画上去。解放前上海有个画家得到一套戴熙的印章，利用它制造了大批的假画。丁辅之曾把丁敬、金农的印当做收藏章盖在书画上。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有一本法若真山水册，其中有些印章盖在经修补后的破洞上，不合乎用印的格式，原来是他的孙子法光祖干的事。以上都足以说明后人可以使用前人的遗印。 有些书画家所用的印章虽比较固定，不常更换，容易核对；有些书画家的印章却既多且乱，根本无法核对。这是鉴定书画印章为凭的另一个理由。例如沈周就是名画家中印章较乱的一位。他的作品有几幅从各方面来看都可以肯定是真迹，但印章偏偏不一致。突出的例子是故宫博物院所藏《卧游册》中画牛的一开，盖在同幅上的两方白文“启南”印，字文、大小相同，但非一印。画家中印章多而乱的不止沈周一人，倘专凭印鉴来断定真伪，那么对他们的作品只好一律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