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华字画鉴定商家旧时北京的装裱匠人，手艺相当高超，旧书画虽然破碎至不可分辨、或者脆到几乎一吹即散，仍能装裱如原装。这类不太完整的书画经装裱后，如果悬挂或正视，都不会看出有什么破绽。如果向阳处由背面看，则原形毕露。所以，如果遇到裱得很厚，或者装在镜框之内的书画，就一定要特别注意。

　　过去有些国外人士企图通过对绢的研究来解决中国画的鉴定问题。他们做过多次试验，把已经肯定了年代的作品如郭熙《早春图》拍照放大，作精密的现察，但仍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来作为鉴定书画年代或真伪的依据。这是因为古代纺织原料可以长期不变——明代蚕吐的丝和现在蚕吐的丝不会有什么两样——而生产技法也可能延续很久没有改变，所以很可能二、三百年间所生产的绢是一样的。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同一时期生产的绢，因地区不同、蚕种不同、织法不同，反会有相当大的差别。再说古代纸绢也可以留到后代才被人使用。文徵明、王宠等便用过藏经纸，金农也常用旧纸书画，弘历也用了不少宋纸。近代作伪越来越精，解放前上海曾有人用白棉纸的明版书，切下天地头，泡成纸浆，重制成小幅笺纸，看起来和明朝纸质料一样，不易分辨。所以只凭纸绢的年代、质地来判断书画真伪是肯定要上当的。

　　有的画应当说本来是真的，因被人加上假题，反成了伪作。例如在《唐宋元明名画大观》印出的一幅草虫图轴，署款李亨。按前代画家有两个李亨，一为元人，一为清人。从草虫轴的时代风格来看，出于清人之手，本是清代李亨的真迹。但画上有后人伪造明钱穀和清卞永誉的跋，出于有了这两段题字，却使它成了一幅假的元人画了。这方面的作伪伎俩和制造伪书画一样的层出不穷，具体的事例写一专册，这里多举了。 收藏印对书画鉴定也是有帮助的。一则是有些烜赫名迹经过历代鉴赏家收藏都盖上了他们的钤记，将收藏者的时代排一排，便可弄清它的传世经过，前人所谓“流传有绪”就是指此。其次是有几位鉴赏家如梁清标、安岐眼力高，凡经这二人盖过鉴藏印的书画，大多数是。再其次是收藏印至少可以为作品的下限年代提供的根据。一幅画如有赵佶的收藏印，就可以确定晚也是北宋；如有张丑的收藏印，就可以确定至迟也是晚明。余此类推，不必再为罗列。

　　至于书、画的创作，刻印、制、制纸、织绢以至装潢等等知识，如果能了解一分，即有一分的用处。当然不是说书家才能鉴字，画家才能鉴画，但是作为基础知识，了解操作情形，终是有益处的。 前面讲到鉴定书画有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但这种关系还要善于掌握，灵活运用，如果毫无辨地去套用，也会出现错误的。在一般的情况下，鉴定一件作品首先看它的时代风格，再看个人风格，然后看各项辅助条件。这幅发挥了水墨特点的花鸟画，无疑地有浓厚的元人气息。从个人风格来看，可以肯定是王渊的晚期作品，凡是题有至正年款的作品，都是这种面目。隶书的款字和“王若水印”“墨妙笔精”两印都很好，纸也很旧。收藏传世的经过倘若我们由近向远推溯，解放前此轴为上海周湘云，在他之前是张弧的收藏，画上有“张弧之印”钤记。乾隆的印玺说明当时保存在清内府。入内府之前为梁清标。再向上有秦溪朱氏的题诗，上距作画之时一百多年。用主要和辅助依据来检查这轴画，一切都是符合的、一致的，为它提出了正面、肯定的据，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它是真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项主要依据和多项辅助依据每一项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各有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