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字画鉴定机构旧时北京的装裱匠人，手艺相当高超，旧书画虽然破碎至不可分辨、或者脆到几乎一吹即散，仍能装裱如原装。这类不太完整的书画经装裱后，如果悬挂或正视，都不会看出有什么破绽。如果向阳处由背面看，则原形毕露。所以，如果遇到裱得很厚，或者装在镜框之内的书画，就一定要特别注意。

　　书画家使用绢早约在战国、西汉,这从近几年出土的实物中已得到实。宋代的绢一般匀净厚密,质量较高,此时的“院画”,大多作于这种绢上,如吴炳、林棒、马远、马麟等人的作品。但一般画家使用的绢就较差,也比较疏薄。而在苏州地区的画家沈周、文徵明等人使用的绢,虽非宫廷绢,却也稠密。而晚明陈洪绶、张瑞图、王夫之等人,有时用一种粗糙的劣绢,这些可能与当地生产的区域性有关。元代的绢大都比宋绢粗糙疏松,也不如宋绢洁白,但也不对。明代的宫廷画家所使用的绢质地相当的好。在成化、弘治年间出现一种质地粗糙、经纬稀疏的绢,因不易受墨,往往需要先托上纸才可挥毫。郭翊、张路等人常用此类绢画粗笔水墨写意画。这期间,还开始用绫作画。明代的绫有两种,一种是素绫,表面无花纹;一种是花绫,表面有各种花纹。,早用素绫作画的是沈周。明末清初的书画家张瑞图、米万钟、王译、傅山等也常用绫作画。从此用绫广泛流行。清康熙中期以后就少见了。

　　书画件幅的形式也有它的时代风格。如北宋人常画高头大卷。团扇宋元都有，明代就少了，一直要刭清代道光时才又时兴起来。折扇明初才更多地流行起来，起初用它来写字，后来才作画。对联产生于明代晩期，乾隆以后始流行，如有宋元人款的对联，可以肯定是假的。 从事鉴定的人不妨将书画的时代分一分段落。我自己是这样划分的:唐、北宋、南宋、元、明早期、明中期、明晩期到清初、康雍到乾隆初、乾嘉到道咸、同光到民国初年。只要我们书画看得多了，渐渐熟悉了，不同时代的风格在心目中就会出现一个轮廓。闭上眼睛，我们可以想得出北宋的画大概是什么样子，南宋的又如何；明代早期的字大概是什么样子，中、晚期的又如何。凡遇一件具体的作品时，首先要看它的风格特点属于哪个时代。它的时代，已经摸索判断之后，然后再做进一步的考查，便方便多了。不过时代也不是上来即能十分确定的，有时也是从其他条件已知之后才判断出来的，更要充分考虑其他种种的可能性。一则提防有，例如某些在野的文人不事科举，所写的字与一般科举出身文人的书法便可能不同。二则前期的风格有时会延续到后代。元朝的某些道释画家，保存了宋人的面貌，一直传到明清，仍然变化不大。不过不见得一个画家继承了前代的画派便具备了前代的一切特点。例如明人学马、夏山水的很多，但宋人笔法紧，明人笔法松，宋人笔触重，明人笔触轻，外貌似相似，总的效果却有出入。流往国外的一幅马夏派山水画轴，署名“世昌”，下有“历山”朱文印，外人论著标明为宋人徐世昌作。从画的笔法、笔触来看，当为明人所作。按明代山东有画家名王世昌号历山，更可知此画的作者是明代的王世昌而非宋代的徐世昌。

　　后人的题跋，对书画鉴定能起多大作用，更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分析。作伪在宋代已很盛行，米芾《书史》便记载他所临写的王献之《鹅群帖》及虞世南书，被王晋卿染成古，加上从别处移来的题跋，装在一起，还请当时的公卿来题。这些字卷如果传到现在，宋人题跋虽真，帖本身却是米芾临的。 题跋对书画的鉴定是否可信还要看题跋者的水平。弘历收藏至富，题跋也很多，但鉴别能力却差，往往弄假成真。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他先得到了赝本，叹为旷世无双，天下黄公望，随身携带，每次阅看，必加题识，将卷中的空隙都填满了。后来真本也入内府，他反瞪着眼睛说是假的。文徵明的题跋就较为可信，因他工书善画。鉴别能力高，说出话来就有分量。鉴定的人除了眼力有高低之差，还须看他对作品的负责的态度如何。董其昌经眼过很多书画名迹，但在品评真伪上不严肃，因此不能对他的题跋相信。总的说来，前代的鉴赏家去古较近，见到的东西多，有比我们占便宜的地方。他们的题默虽不可尽信，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