滁县字画拍卖机构怎样从装裱形式来辨别书画的真伪？

　　装裱与书画本身的关系要间接一些，但有时也可作为鉴定书画的有力佐证。各个时代的绫、锦，其花纹、色泽多不相同，装裱的式样也有出入。前人的收藏印多盖在裱件的接缝上，这就必然同装裱形式有密切的关系。

　　书画家使用绢早约在战国、西汉,这从近几年出土的实物中已得到实。宋代的绢一般匀净厚密,质量较高,此时的“院画”,大多作于这种绢上,如吴炳、林棒、马远、马麟等人的作品。但一般画家使用的绢就较差,也比较疏薄。而在苏州地区的画家沈周、文徵明等人使用的绢,虽非宫廷绢,却也稠密。而晚明陈洪绶、张瑞图、王夫之等人,有时用一种粗糙的劣绢,这些可能与当地生产的区域性有关。元代的绢大都比宋绢粗糙疏松,也不如宋绢洁白,但也不对。明代的宫廷画家所使用的绢质地相当的好。在成化、弘治年间出现一种质地粗糙、经纬稀疏的绢,因不易受墨,往往需要先托上纸才可挥毫。郭翊、张路等人常用此类绢画粗笔水墨写意画。这期间,还开始用绫作画。明代的绫有两种,一种是素绫,表面无花纹;一种是花绫,表面有各种花纹。,早用素绫作画的是沈周。明末清初的书画家张瑞图、米万钟、王译、傅山等也常用绫作画。从此用绫广泛流行。清康熙中期以后就少见了。

　　考古发掘所得的文物，一般只有断代问题，没有真假问题，但也不尽然。苏州以往做假铜器，竟运到河南埋在墓坑里，过若干年再掘出来卖，甚至还带着买主一起去挖，使人相信。一个考古工作者如能识别那些“假货”，知其底蕴，总比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要好。至于一个书画鉴定者，所接触的文物主要是传世之品，就更对伪品用心研究了。所谓既想知真，知假；不能知假，亦难辨真。法所谓“知彼知已，百战不殆”，就是这个道理。文物，真有真的规律，假也有假的规律，书画也不能。作伪者虽心机用尽，诡计多端，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类:一类是做假，其中又包括照摹、拼凑、摹拟大意、凭空臆造等四种方式；另一类是利用前人的书画，用改款、添款或割款的方法来做假。这些原件的作者本无心作伪，作品也本是真迹，而做假是后人强加到它们身上去的。鉴别者就要辨认一下究竟原作者是谁，把是非问题弄清楚，所谓“明是非”者指此。 照摹接近现在的复制，在古时肯定是不少的，而且所摹以名迹居多。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入元秘府，“为官匠装池者以似本易出”，这似本若非照摹是不敢拿去顶换真本的。近代照摹的伪作更为常见，拿戴熙的画来说，解放前上海的徐俊卿和北京的陶洙都是作伪能手。陶洙伪造的《西冷烟雨图》从外签、引首一直到本身和题跋都是复制，颇有几分相似。但笔墨不免呆滞，真伪还是判然易见的。

　　事实表明,年代越 远的绢本书画,大多经过多次重裱,每次重梽都要加胶加矾,并用研石加蜡将其背后用力磨光。装裱次数多了,这些绢本书画,表面上有一层亮光,俗称“宝浆亮”。而明中期以后的绢本书画,一般是看不到这层亮光的。而年代久远的纸本书画,装裱次数多了,表面也有一层“镜面光”。故年代久远的书画,都有一种古古香、沁人心牌的光感。另外,鉴定时也决不能专看绢或纸的黑白与破碎残损的程度来断定其年代或真假。如果纸绢破碎残损或成黯淡就认为年代久远,而洁白完整者其年代就一定较近,这就会犯常识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