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大顺二年（1646年），张献忠在率大西军主力于西充凤凰山抗清作战中牺牲，大西国在成都的覆灭，川铸大顺通宝乃罢。明末张献忠据守川地不长，铸行大顺通宝亦不过一年有余。且处于满清、明及大顺军夹击态势中。流通不畅，故今所见多为四川成都附近。加之，后来满清更视之为“伪钱”、“反钱”，命令禁止旧钱流通，大顺通宝更是在熔销之列。所以大顺钱总的存世量是不多的。

　　其中，在“大顺通宝”图片:“大西使用的铜钱大顺通宝。”这样的安排和这样的文字解释，使部分教师产生误解。其一，认为这是张献忠“大西”使用过的，但却是李自成“大顺”铸造。其二，干脆认为课本注解错了，应改为“大顺使用的铜钱大顺通宝”。因为与课本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在第259页上明明写着:“结合讲解，可指导学生观看教材中的图画《湖北九宫山李自成陵墓》和《大顺使用的铜钱大顺通宝》。”实际上，这里的“大顺”当然是年号，而非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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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各国的，以圆形方孔钱为统一，通行全国(当时铜钱称为下币，则称为上币)。铜钱的正面铸有“半两”二字，即每枚重为当时的半两(即十二铢)，故称“半两钱”。由于当时地方私造铸币的现象时有发生，所以，秦朝的半两钱大小轻重并不完全相同，但铜钱的形状则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清末。

　　唐武德四年(621年)高祖下诏铸“开元通宝”钱。“开元”即开国之意，“通宝”即流通的宝货。其中不包含的重量，与秦半两钱和汉五铢钱相比，显然是改变了以重量为币名的传统。以后，“通宝”这个名称为历代所沿用，常在通宝(或元宝、重宝等)二字前冠以年号、朝代或国名。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铸乾封泉宝，这是以年号名钱的开始，但不到一年就被废止。后来，唐及五代十国时期，都出现过以年号命名的钱，但并不稳定。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空前繁荣时期，需求量猛增，钱币大大增加。此时“年号钱”也基本稳定。“年号钱”就是以皇帝的年号为名而铸的一种钱。如宋的“绍熙元宝”、“崇宁通宝”。以后朝代基本沿用。如明的“洪武通宝”、“万历通宝”；清的“康熙通宝”、“乾隆通宝”等。从以上铸币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古代铸币上“钱文”的内容，有一个从产地、面值或重量到年号的变化过程，而且，封建社会后期“年号钱”基本成为一种定式(金银币除外)。明白了这一点，“大顺通宝”中的“大顺”是张献忠“大西”的“年号”就不难理解了。一句话，“大顺通宝”乃是对历史上“年号钱”合乎规律的继承和发展。历史上，我国农民起义军早就有铸造的历史。如东汉末巴蜀天师道五斗米之徒铸造的“太平百钱”；北宋初期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军铸造的“应运通宝”；元末韩林儿领导的起义军铸造的“龙凤通宝”。其中“应运”、“龙凤”都是年号。明末农民起义中，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于1643年占领西安，第二年初建立，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并铸造“永昌通宝”。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于1644年进入四川，攻克成都，在成都建立，国号大西，改元“大顺”，并铸造了“大顺通宝”。这里，大西的年号正巧与大顺的名称相同，所以才导致课本或《教师教学用书》编写者发生含混，使部分教师产生了误解。(北京市通州区教师进修学校张启凤)(安徽省太和教委教研室于思德)(安徽省太和税镇黄庙职中杨少哲)

　　清代嘉庆年间文献《蜀碧》有云:“贼（指张献忠）设铸局，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内外寺院铜像，熔液为钱。其文曰「大顺通宝」。令民间家悬顺民号帖，以大顺新钱，钉之帽顶。诸神像首百炼不化，贼尽弃之。后本朝成都知府冀应熊拾而埋之北关外，题其碣曰「佛冢」。贼钱肉色光润精致，不类常铜。至今得者，作妇女簪花，不减赤金。”。

　　明末清初蜀人沈荀蔚《蜀难叙略》还有载:“贼下令凡市镇民家给大顺钱缀于首可不免死”等等。当然，大凡关于大顺通宝的记载都倾向于两个问题，一是张献忠为人是心狠手辣，如麻，实行的是高压统治政策，百姓日常行走都要在头顶上佩戴大顺钱，方可免死；二是这大顺钱铸造的可不简单，是明蜀王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内外寺院（如记载有成都著名道观青羊宫）铜像熔液为钱，铸造的相当精美，有多精美，后世得者熔铸为妇女发钗，不逊色于。当然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至今关于张献忠是否屠四川还有很多个说法。

　　说到这里，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的铸币历史，特别是铸币上的文字即“钱文”作一简单介绍。我国早的铸币是商代晚期铸造的铜贝。春秋战国时期，铸币已非常流行。各诸侯国都可自行铸币，所以铸币种类较多，形态、单位都不统一。这些铸币的共同特点是都有“钱文”，钱文所铸或是铸币的产地，如铲币、燕国的刀币和爰金；或是铸币的面值或重量，如秦国的圆形方孔钱；齐国的刀币则铸有“齐法化”钱文，“法”有制造标准的意思，“化”即货字简体，“法化”即“法货”，也就是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