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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肃宗时,正值安史之乱,军费开支庞大,财政匮乏,于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铸“乾元重宝”,以一当十与“开元通宝”并用,史称“乾元当十钱”。乾元二年,又铸了一种“乾元重宝”大钱,北面的外郭为重轮,所以又称“重轮乾元钱”,又叫“重棱钱”,对“开元通宝”的比价为一当五十,当时明确称铸此种虚价钱的目的是“用收十倍之利”。这样,“重轮乾元钱”、“乾元当十钱”、“开元钱”三钱并行。因比价不合理,造成了市场的混乱。又因大钱有利可图,长安城中的“豪族”、“奸人”纷纷盗铸大钱,甚至寺庙中的钟鼎、铜像也被盗毁而铸钱。几个月内仅在长安因反盗铸钱而被诛死的就多达800余人。在这种情况下,到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只好宣布“重轮钱”改为一当三十行用,“乾元当十钱”与“开元钱”等价使用。至公元762年代宗即位后,宣布“重钱”以一当三,“乾元小钱”一当二。三天后又宣布,各种大小钱一律一当一,皆等价流通。这样,大钱无利可图,便自动销毁而退出了流通,又恢复了“开元钱”的流通。
次年,史思明杀安庆绪,返回范阳即帝位;不久,改国号为大燕,并再度攻入洛阳,进逼长安。此时,肃宗为筹措募集更多的军费,又开始更铸背有重轮的乾元大钱,“一当五十,二十斤成贯“。由于重钱对开元钱的比当过高,值虚利大,以致私铸、盗铸盛行,且减重愈演愈烈,小钱迭出,造成恶性通货膨胀,斗米从盛唐时的十钱左右涨升至七千。直至代宗李豫即位后,迫于币制混乱,始诏令废除重钱,准大小钱一律等值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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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肃宗乾元元年七月,御史中丞奏请铸行“乾元重宝”,以乾元重宝一枚当开元通宝十枚。乾元重宝钱径2.7厘米,重5.97克,钱文隶书,顺读,书法精妙,有光背及背下俯月、朱雀、穿上或穿下祥云或星文的。于乾元二年铸行乾元重宝重轮钱,钱背面外廓双层,故叫“重轮钱”,以一当开元通宝五十文。重轮钱钱径3.5厘米,钱文隶书,顺读。这两种“重宝”在发行中不断减值,乾元重宝重轮钱流通至第二年,改为一当三十,开元通宝钱与当十钱皆以一当十,后再改与乾元重宝重钱都以一当三,直至一当一行使。另一方面,在货币不断减值的情况下,物价却不断抬高,一斗米涨至七千文,以至于饿死的人相枕于道。到肃宗死后代宗继位时,便下令停铸大钱,独行开元通宝小钱。乾元重宝为圆形,内有方孔,铸有凸文“乾元重宝”四字,隶书直读。初铸轮廓深峻,后期较为轻小。宝应元年后所铸乾元小钱,背有星、月、祥云、瑞纹。乾元重宝初以1当开元通宝10,两种钱币同时流通。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代宗继位,铸钱史刘晏又改“乾元重宝”以一当二,重轮乾元钱以一当三,基本上使各种铜钱都按照它的实际价值流通。但“凡三日后大小钱,皆以一当一。”更进一步将“乾元重宝”。重轮乾元钱的法定价值贬值到它的实际价值以下,使这两种乾元大钱成为良币,有意识地利用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迫使其退出流通领域,从而恢复了原来“开元通宝”钱的正常流通制度,收到统一币制的效果,这在货币史上具有典型意义。
“乾元重宝”从唐萧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开始铸行,到从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乾元重宝”。重轮乾元钱一起退出流通领域,也就短短五年时间。
唐肃宗李亨乾元年间所铸。天宝十四年(755年)冬,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以诛权臣杨国忠为名,在范阳(今上海)起兵叛乱,率军20余万南下,攻陷东都洛阳。次年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兵锋直指长安。唐玄宗携贵妃等人仓促离京西去,逃往蜀郡避难,太子李亨自马嵬北行,留击安史叛军;长安失陷后,李亨在宁夏灵武即位,建元至德,是为肃宗,开始招集天下兵马平定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