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粗略统计，全世界收藏的元青花典型器，目前大致为300多件。流散在中国本土以外的“总共不过200件左右”（日本三上次男著《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这些元青花分别藏于“英国、法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阿曼、日本、印度、伊朗、土耳其等国”，其中，以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和伊朗阿德比尔寺院“收藏最多，前者收藏70多件，后者收藏30多件。国内收藏有120件左右，且大部分是1969年以后陆续出土的”（吕成龙《元代青花瓷器识鉴》，2004年第2期《故宫博物院院刊》）。

　　然而近年来，市场上的元青花却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地出现。有些藏家，两三年里就可寻觅到“正至型”元青花数十件。台湾一位收藏家手中的元青花，简直富可敌国，在其2004年年底出版的16开豪华本图案中，各式元青花精品总数达270余件，远远多于伊朗和土耳其两国所藏。而市面上类同“大卫德瓶”的标准器，据2004年第5期《收藏家》介绍:“投送与‘至正型’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同类器物的稿件纷至沓来，天津、陕西、大连、苏州都有投稿，据目前所见，已出现五对同类瓷瓶（图4）。这五对瓷瓶看图片与‘至正型’标准器完全相同，区别只是颈部有铭文或没有铭文（闪淑华《祁门古陶瓷厂与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其实，从图片看，笔者认为这类貌似大卫德瓶的“至正型器”，在纹饰上的漏洞还是可以找见的。例如，该瓶颈部蕉叶的边线，被画成几乎呈对等的双边线、且双边线内留白；主题龙纹的颈脖竟粗壮如蛇，有别于元龙的细颈、细脖特征。这些，明显属于破绽。至于上文中提到的五对“大卫德瓶”，爱好者手中实有数字远不止这些，因为更多“大卫德瓶”的持有者，对拥有超级藏品则秘而不宣，怀着所谓“闷声大发财”的心理。

　　元青花为何失踪

　　目前，有关元青花的讨论非常红火。让诸多有识之士大惑不解的是，对于中华民族的这么一大笔珍贵遗产，炎黄子孙以前怎么就视而不见，还要有劳外国学者来指教，其中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实际上，这都是明太祖惹的祸，由于洪武皇帝当时采取高压手段，竟使明清两代近30个皇朝的臣民、乃至我们父辈，在以往600年里，只知有明青花而不知道有元青花！

　　中国历史上，秦朝时曾出现过“焚书坑儒”闹剧，上世纪七十年代也发生过“破四旧”悲剧。那么，在明代立国之初的华夏大地上，是否有过类似的愚蠢行为？答案是非常肯定的。无数事实表明，曾以“驱除胡虏，恢复中华”誓言蛊惑人心的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对于蒙元文化的载体元青花必定大开了杀戒，而且当时的声势、“万众响应”的轰轰烈烈程度，很可能一如文革时期我们所经历过的“革命”运动，亦是那般波澜壮阔。这样说，基于以下几方面既成事实:一、自明朝建立后，元青花为何只存在于地下、存在于天高皇帝远的国外，而中华大地（地面）上则无影无踪、几乎不见传世品。二、皇宫内承传有序的汉唐至宋元的各式名瓷中，为何独独没了元代青花，若不是明太祖下令剿灭又有谁敢；若不是发生过全国性的惊天动地“声讨”，又怎会波及到内宫。三、知识分子为何违心、连成书于洪武二十一年的我国第一部综述全国名窑的瓷器史专论《格古要论》也不讲真话，面对色泽靛蓝美丽的元青花，作者不以为然地概述为七个字:“白底蓝花者，甚俗”。四、洪武朝官窑器为何要置传统纹饰固有的“共性”于不顾，执意同前朝（元代）花纹较劲（参见下一节）:你右我左；你下我则上。这番意识形态上的针尖对麦芒，意味着什么？而这一同清王朝在纹饰上跟前朝情意绵绵（明末与清初的许多青花瓷，由于纹饰上的过分相近，其年代常让人难以辨识）和在款识上跟前朝卿卿我我（清三代的不少民窑精品、包括一些官窑器，常常无所顾忌地署以各式“大明”年号寄托款）大相径庭的情景，又说明了什么？上述种种现象，只存在一种解释，那就是作为明朝开国皇帝的朱元璋，出于政治动机，把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元青花，尤其是一些精美的至正型器，斥之为“异端”，并施行了一项不见史载的野蛮摧残，才导致元青花从中华大地上突然蒸发，才让代代相传相袭的纹饰语言（亦即传统纹饰），在元明时分，出现了骤变。

　　朱元璋是中国“文字”始作俑者（《辞海》“文字狱”），一条人命抵不上一个谐音的历史由此开启。又冒天下之大不韪，让十二生肖中的“猪”（谐音“朱”）从明朝消失。洪武十三年五月，为撤销丞相这一职务、让皇帝能直接统辖六部（吏、户、礼、兵、刑、工），“胡惟庸案的15000人做了朱元璋皇权扩张的冤魂”。据中国明史学会理事毛佩琦教授说，“《明史》还记载说，胡惟庸被处死时，‘反迹尚未暴露’”，而丞相“胡惟庸被定罪的‘通蒙古’、‘通倭寇’这两条‘反迹’，却是在十年以后，亦即在洪武二十三年时发现的”（2005年9月27日、中央十台《百家讲坛》、中国人民大学毛佩琦《明十七帝疑案———朱元璋之胡蓝冤狱》）。由上可知，朱元璋不但荒唐，还对蒙古旧统治者怀有非常深刻的偏见。因而，对于亮丽的元青花瓷，心胸狭窄的明太祖表现出独特“雅趣”，并最终在全国范围内把元青花砸个稀巴烂，再踩上一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也就在所难免了。

　　有关明代建御窑厂的时间，史料上有洪武二年和洪武三十五年两种说法。笔者以为，耿宝昌先生的推断甚合客观。即明代御窑厂的建立，当在洪武二年。原因不仅仅“照第二种说法，则推断出洪武时期无官窑瓷器；现在一般认可第一种说法（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P9页）”，还因为朱元璋办事向来雷厉风行，一部210卷《元史》不足两年时间便由宋濂等人于洪武三年“匆促成书”。而立御窑厂造洪武瓷封杀元青花，不但较修元史简单又见效快，还可通过社会上层堂而皇之广告天下黎民。这等要事，显然是越早越好，岂能坐等三十年而不求朝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