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第六人民医院专家刘芳帮排队不用本人
医患沟通中的陪诊价值体现
陪诊员平均为每位患者节省1.5小时无效移动，门诊效率提升40%。专业术语转译使患者理解度从55%提升至90%，医嘱依从性提高35%。某研究显示，有陪诊的老年患者用药错误率下降至3%，独诊群体则达28%。纠纷调解方面，陪诊员在场可使医患冲突发生率降低60%。最新服务评价系统显示，代问诊服务满意度（92%）高于纯陪同（78%）。
子女不在身边，老人要去医院看病很不方便。如何解决类似的难题？近年来，陪人看病、替人取、帮人问诊等陪诊服务悄然兴起，满足了独居老人等群体的就诊新需求。
作为一个新兴事物，陪诊服务如何规范发展？怎样真正患者的信赖？记者进行了相关调查。
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陪诊员（左）陪同患者等候就诊。本报记者 杨彦帆摄
陪诊服务满足个性化需求，也能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上午10点，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36岁的秦娜正在科室门口等待叫号，陪同她的是专职陪诊员张瑞娟。一早到医院，张瑞娟便开始帮秦娜排队挂号、取号。“看病省心，大部分时间我只需要坐着等待，不用跑前跑后。”秦娜说。
“我给您排队去，您在这先坐会儿”“我去给您缴费”……看到秦娜的电子医保卡未绑定时，张瑞娟就在自助挂号机旁指导操作，很快解决了问题。
记者看到，在咨询台旁，不少人向护士询问如何取号等问题。近年来，各大医院为了提高患者的就医体验，者、导诊台、问询处、提示牌等便民举措随处可见。尽管如此，一些患者仍希望在就诊期间得到的服务。“检查不在同一层楼，每项检查都需要排队等候，有时候身体不适，一个人处理不了这些事情，陪诊员的帮助让我省心省力。”秦娜说。
秦娜告诉记者，陪诊员张瑞娟是朋友推荐认识的。去年一个晚上，秦娜发生急性肠胃炎，由于自己独住，又不想麻烦亲人，因此想到了陪诊服务。“次感受了陪诊，觉得很不错。有一次我工作忙，请她陪我父亲看病。父亲一开始不想让陌生人陪诊，但体验后改变了态度，也觉得方便。”
就诊期间，面对医生的询问，张瑞娟对秦娜的症状和病史进行补充，并将医嘱仔细记下。在结束问诊后，张瑞娟还会整理出一份详细的文字内容，将检查结果、医嘱、服方法等详细记录下来，方便秦娜查看。
新需求催生新职业。一些老年人因行动不便、不熟悉流程等导致就医困难，加上异地就医等需求，陪诊服务的潜在需求日益增长，职业陪诊师也应运而生。
目前，张瑞娟每月能接到大约20个订单，客户大多是熟人推荐。她的陪诊对象不只是老人，还有单身中青年、独自带娃的妈妈、异地就医患者等。“有的患者只是希望看病时有人陪同，缓解心理上的孤独感和不安感。”张瑞娟说。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副秘书长高宏表示，很多大医院排队候诊时间较长，对于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以及孕妇、独居者等人群来说，陪诊服务满足了个性化需求，也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
陪诊服务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存在不少短板待补齐
“陪诊服务不仅仅是跑腿，而是既提供陪伴，也要促进医患沟通。”张瑞娟告诉记者，无论专职还是兼职，从事陪诊的人员都应具备一定的知识，帮助患者解决实际问题。
某陪诊平台负责人谢佰霖认为，陪诊应该回归服务的本质。陪诊服务主要是提供就医过程中的陪同就诊，不能代替医生解读医嘱，应该做到不倒号、不推销、不建议、不指导。
目前，市场上既有个人从事陪诊服务，也有养老机构、家政公司等开展相关业务。陪诊服务包括陪同患者预约挂号、代问诊、代取、送取检查样本、代取报告等。记者通过家政服务公司、陪诊小程序、社交网站等渠道了解陪诊服务，发现根据陪诊服务内容的差异，收费标准也有所不同。一般价格在半天200—300元，全天300—500元不等。
由于“陪诊员”这一职业尚未被收录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中，陪诊服务仍缺乏相关行业规范。记者调查发现，找到、靠谱的陪诊员仍比较困难。通过在社交媒体上搜索“陪诊”关键词，大多是个人发布的内容和视频，甚至有陪诊员表示可以提供代挂号服务，信息繁杂，良莠不齐，辨别。
多位陪诊员表示，目前的客源多为熟人介绍，或是通过社交媒体渠道获得。一名陪诊员告诉记者，作为刚入行不到半年的陪诊员，工作相对灵活，但是获客并不容易，希望有更明确的准入制度，形成服务规范标准。
“作为一个新兴行业，陪诊服务目前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在从业人员素质、服务流程规范、服务价格制定、风险责任认定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短板有待补齐。”高宏说，陪诊员需要具备一定的医学常识、法律知识，了解医院的地理环境、看病流程、医保等，同时还要有爱心、细心、耐心，这样才能为患者提供的陪诊服务。
陪诊服务只有化、规范化，才能走得更远
陪诊服务只有化、规范化，才能走得更远。“应当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积作用，通过从业标准、陪诊标准等相关规范，维护市场竞争秩序，推动陪诊服务行业良性发展。”北京中医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教授邓勇说。
一些专家提出，应鼓励职业陪诊平台加强规范、不断，鼓励职业陪诊员主动提高自身职业素质、道德水平，加强对患者隐私的保密意识，积学相关医疗知识，深入了解医院的科室结构和就诊流程，真正成为医患之间的桥梁。
高宏表示，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正在研究相应的团体标准和机制来规范职业行为，保护消费者和陪诊员的合法权益。同时，充分发挥学会在宣传、培训等方面的优势，通过举办医疗陪诊员培训班、组织召开陪诊从业人员研讨会等多种方式，推动陪诊行业的规范化和化发展。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去年推出医疗陪诊员培训项目，先后举办了3期培训班，包含基础医疗常识、法律风险相关知识、陪诊服务内容和流程标准、典型案例陪诊分析等课程。学员通过课程可以系统学陪诊员所需要的知识，掌握陪诊服务必要的流程和服务标准。
谢佰霖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平台要求自营团队和入驻陪诊员通过相关权威急救技能培训资质，以确保发生危急情况有一定的能力应对，大限度保障患者生命。在服务过程中，通过区块链司法存系统明确服务双方主体责任，对服务约定、服务内容、服务责任进行全链据留存，履行陪诊平台三方服务责任，让消费者放心。
多措并举、加强引导，才能地推动陪诊服务规范化发展。高宏表示，相关监管部门需要制定规范，让陪诊服务有据可依，并打击借陪诊名义行医托之实的行为。陪诊员和患者之间应通过协议的方式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邓勇建议，要构建职业陪诊企业认与管理机制，明确行政监管主体，着重从职业技能培训、服务收费标准、服务质量标准等方面进行规范。要畅通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有关部门应当完善陪诊行业的投诉流程，引导和鼓励患者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通过消费者维权平台进行投诉举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净化行业生态环境。此外，还要加快构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尤其是完善老年医疗护理服务体系。
近
26岁西安女孩小宇的
一则采访视频引爆网络
随之
“陪诊员”这个职业
又热了起来
2年陪诊、服务近200人、多一日跑四五家医院，工作内容是“帮客户挂号、取号、取检查结果和品”，主要针对老年人群及对医院不熟悉的患者，半天收费200元、全天300元。
“有点像导游，能帮客户省时就医、带去温暖，挺有意义的。”视频里，小宇如此评价这份职业。
然而
在全国遍地开花的陪诊服务
究竟是否能像小宇所说
真正解决“看病难”问题？
这一职业法律风险应如何规避？
市民真实的就医需求到底是什么？
记者走访
上海多家医疗机构相关行业专家
就这一话题阐述了各自的看法
“陪诊”已出现20年
依旧“叫好不叫座”
其实，陪诊并非近年来兴起的新名词。
2001年8月的《中国老年报》头版曾刊发报道《陪诊服务显京城》，描述了年逾七旬的独居老人李阿婆花费100元从导医陪诊公司聘请专人，顺利完成就医过程的故事。文末表示，陪诊的服务对象大多是“老年人、残疾人以及外省市来京看病摸不着‘门’的患者”。
整整20年过去了，陪诊服务的内涵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不过，本市多家三甲医院门办负责人均向记者反映，院方其实不太了解陪诊行业，也没有遇到过自称陪诊员的人士。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门急诊办公室主任耿益民描述了理想的陪诊员形象，“该群体应该对于就诊流程比较熟悉，了解医院建筑结构，有一定的医学基础知识，善于交流，能全程引导患者并代劳挂号、排队、取、与医护沟通等事宜，甚至能在期间照料患者，提升医疗。”
既懂法守法、又顺应人情，在耿益民看来，陪诊员从理想角度来看应是“利大于弊”，患者提高就诊效率后，往往体验感会；对医疗机构而言，也可降低沟通成本，医患纠纷率或也将下降。
那么在上海，究竟是谁在从事陪诊服务？2015年以来，该领域搭上互联网医疗的创业东风，涌现了一批陪诊平台，但市场需求有限，同质化的单一服务让这条赛道变得拥挤而艰难。“但陪诊员的确还存在，广泛存在于银行与保险行业的增值服务中。”保险经纪人杭先生告诉记者，不少公司会为贵宾客户提供“就医关爱服务”，其中的重要项目就包括专人陪诊。“在陪诊之前，重疾专案经理会了解客户的疾病状况和就医需求，为其规划合适的个性化就医方案，包括就医途径、就诊医院、就诊科室与就诊专家。”他介绍，一些以健康医疗保险、人寿保险为主营方向的企业会成立全资子公司，专攻健康管理方向，同时自建医疗团队满足客户需求，陪诊员大多来自这些团队之中。
不过，在杭先生看来，陪诊服务如今依旧“叫好不叫座”。他通过公司内部数据分析发现，业务量并不大，同时客户群体比较多元:除了年龄偏大、行动不便的客户，还有许多时间宝贵、对效率要求高的高端客户。
陪诊还是“”？
行业发展面临3大瓶颈
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现有6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2.64亿人，占比达18.7%；在上海，该数据还要比全国再高4.7个百分点，这从侧面反映出陪诊市场未来需求的前景，但仍在观望、质疑的大众，也提出了诸多疑问:如何界定“陪诊”和“号贩子”？陪诊服务期间如出现人身、财产损害如何处理？陪诊服务是否参与医疗行为本身？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月强认为，从法律层面来看，这是一种新型的“医疗代理”服务关系。“常规的医疗服务民事合同中，医疗代理主要存在患者与医院的委托代理关系——患者是委托方，医院是代理方。”但与医患间委托代理关系不同的是，在陪诊中，虽然患者仍是委托方，但代理方变成陪诊员。可以说，陪诊业态的出现是对传统医患委托代理关系的一种实践性突破。
在他看来，陪诊服务的障碍与隐忧主要有3点，“，陪诊员从业身份与工作内容的直接性法律依据缺失，陪诊员容易被混淆等同为‘医托’‘’等；第二，陪诊员具有一定的职业法律风险，容易形成因第三人造成的医疗侵权，患者的医保就医信息、身体既往病史甚至财产状况、密码信息等都被陪诊方基本掌握，如果稍有工作疏漏，难免会造成患者的财产权和人身权损害。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8条规定，损害是因第三人造成的，第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倘若一些医疗损害是由陪诊员或公司造成的，其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三，陪诊员在履行知情同意代理权利时，也会受到严格限制和禁止。《民法典》219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明确同意。那么，陪诊员作为患者购买服务的一方，不具有近亲属范围及顺位，因此影响患者接受重要的医疗服务措施。”
而对于医疗机构而言，担心的仍是“”。目前，本市大多医疗机构就诊排队时采用电子叫号系统，公开透明，若有人临时插队，其他患者发现并投诉后，门急诊办公室工作人员会立刻去现场调查。“因此，还是需要尽快框定陪诊服务的法律边界，在不干扰门诊秩序的情况下，真正为患者服务。”
王月强说，合法合规发展陪诊行业已经到了必要时机，“如进一步规范陪诊员执业规范与相关办法、陪诊医疗服务的行业标准或者规范、明确陪诊员的工作权利与义务等。”不过他也强调，作为新业态，严格审查各类陪诊员的公司和个人资质，加强职业能力和培训，政府建立“容错”机制，探索包容期管理，以行政指导和服务为重点，通过法规宣传、行政提示、行政建议、行政约谈等柔性监管方式，采取包容审慎监管，才能真正鼓励陪诊行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