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早在夏代已经出现，对青铜技术的利用，尤其是制作工艺在商代达到了青铜制造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青铜器的形状及纹饰已脱离了对陶器的简单模仿，很多创新都体现了人们已深深理解了铜的特性。从细线浅浮雕到宽带深刻，再转换到深浅共现一器，以及铭文的从无到有都体现了铸造技术的提升,青铜器制造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随着青铜铸造技术的代已被广泛应用在厨具酒具到以后的乐器及装饰品。周代的青铜器规格巨大和图案精美,制作出一个个无以伦比的精品,至今还令后人叹为观止的欣赏.

　　毛公鼎是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高53.8厘米，口径 47.9 厘米，应该是为周宣王的叔公毛公所铸。清道光年间在陕西省岐山县出土，在民间转手多次，抗战期间险被日军夺走。日本投降之后，收藏者将鼎捐献出来，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因毛公鼎内壁刻有500字的铭文，乃迄今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之最。除了史料价值，毛公鼎在中国古文字和书法研究方面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尽管青铜器早在夏代已经出现，对青铜技术的利用，尤其是制作礼器的工艺在商代达到了青铜制造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这一期间青铜器的形状及纹饰已脱离了对陶器的简单模仿，很多创新都体现了工匠们已深深理解了铜的特性从细线浅浮雕到宽带深刻，再转换到深浅共现一器，以及铭文的从无到有都体现了铸造技术的提升。促使这种艺术与技术提高的原因是来自人们用青铜器随葬祭祖的要求。在这一时代，有社会地位的富人们已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石器玉器陶器等随葬品，所以青铜礼器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龙形觥”，1959年出土于山西省石楼县桃花者村，是山西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国宝级文物。

　　龙形觥前端龙首昂翘，瞪目张角，龇牙咧嘴。背部为弧形长盖，盖面上有一个蘑菇形纽，器身两侧各有一对穿耳可以用来悬挂。龙形觥全身饰满精美的图案，花纹线条流畅。盖子上为逶迤的龙身，图案与头部的龙首造型连为一体，空隙间辅以漩涡纹。两侧装饰有鳄鱼、夔龙。在栩栩如生的纹饰装点下，龙形觥整体婉如一艘停泊在水波里的龙舟。

　　觥，是一种盛酒器，出现于商代晚期，沿用至西周早期。据研究，龙形觥可能是用来罚酒的器具。最为可贵的是，在它的装饰花纹中惊人的出现了鳄鱼的形象，这在国内的青铜器中是独一无二的。

　　龙形觥独特的造型与花纹装饰，与同时期典型的中原文化风格相区别，龙形觥所属的山西省石楼县桃花者村遗址是商代晚期方国文化系列。当时，商王朝以亳都（今河南省境内）为统治中心，统治着方圆千里的土地。在这些中心区域之外，有许多小的方国与商朝并存，时而臣服，时而干戈相对，它们不断吸收中原文化，又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容。根据文献记载，在今天山西西部的吕梁山、黄河沿线有鬼方、甫方等方国，龙形觥有可能是他们遗物。只是，如果没有龙形觥，我们似乎很难去想象，这里曾经气候温暖湿润，沼泽遍地，鳄鱼徜徉……

　　兽形觥出土于山西省灵石县静升镇旌介村，属商代晚期。通高21.7厘米，通长24.5厘米，腹深9.3厘米。为商代盛酒器。整器均以雷纹为地.。满花浮雕,立体感较强。耳部前端为一兽面，兽角似蜗牛触角，上装饰云纹与两周曲折纹，角顶部三角雷纹；浓眉大眼，叶状招风双耳，张口露齿，牙齿以曲折纹表现，圆状下颚。头顶正中装饰以圆雕兽角。盖后也是一个兽面雕饰，角向内卷曲，以两对视的卷鼻卷尾夔纹表现。器盖顶部正中装饰两组兽面纹，近盖尾的一组较大，角呈三折状，另一组无角，叶形耳，圆目，两组兽面均以盖正中的一道扉棱为鼻梁。共有四条扉棱将器身分为四部分，颈部每组纹饰均装饰夔纹，腹部装饰两组兽面，角做三折状，浓眉大眼，叶状双耳。

　　西周鸟盖人足盉，1993年晋侯墓地31号墓出土。高34.6厘米、身径20.6～21.8厘米。扁椭圆体曲流形盉，顶有长方形口，口沿外侈，上为圆雕的振翅鸟形盖，以熊形链与器相连。器前有昂首曲颈的龙首形流，后为兽首形鋬。器足为两个裸体的半蹲人形，身前倾，背负器身，形象极其生动，非常逼真传神地表现出这两人负重时的姿态。盉身两侧饰三周圆形纹饰，中间是蜷曲的团龙纹，其次是一周鳞纹，外圈是斜角云纹。盉身上部饰体躯相交的龙纹，有细雷纹为地，两侧为鳞纹。这件盉造型别致，构思奇特。

　　盉是调酒器，也是温酒器。西周时期《季良父盉》的“盉”字像手持麦秆以吸酒。王国维《说盉》:“盉乃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也。”此盉乃扁椭圆体曲流形盉，盖为圆雕的振翅鸟形，以熊形链与器相连。器足塑造得形象生动，两个裸体的半蹲人形，身前倾，两人负重时的神态表现得惟妙惟肖。晋侯墓地31号墓与晋献侯稣墓（8号墓）属夫妻合葬，为晋献侯稣夫人的墓。对墓主人人骨进行测年分析，认定其时代为公元前814年至前797年。此盉造型别致，构思奇特，体现出晋国精湛的青铜工艺水平。

　　晋侯鸟尊高39厘米,长30.5厘米,宽17.5厘米。整个鸟尊以凤鸟回眸为主体造型，头微昂，圆睛凝视，高冠直立。禽体丰满，两翼上卷。在凤鸟的背上，一只小鸟静静相依，并且成为鸟尊器盖上的捉手。凤尾下设一象首，可惜鸟尊现世时，象鼻残缺，专家依据象首曲线分析，象鼻似该内卷上扬，与双腿形成稳定的三点支撑。

　　凤鸟颈、腹、背饰羽片纹，两翼与双腿饰云纹，翼、盖间饰立羽纹，以雷纹衬地，尾饰华丽的羽翎纹。为了尊重历史，修复的象鼻上并没有设计纹饰。

　　在此器中，鸟与象这两种西周时期最流行的肖形装饰完美组合，造型写实、生动，构思奇特、巧妙，装饰精致、豪华，使之成为中国青铜艺术中罕见的珍品。《周礼·春官·司尊彝》记载古代祭祀礼器中有所谓的“六尊六彝”，“鸟彝”即为其一。鸟尊的盖内和腹底铸有铭文“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可证明鸟尊确为宗庙礼器。经考证，这件国宝的拥有者是晋国第一位君侯——燮父

　　“晋侯臣斤壶”青铜器于1992年在曲沃县北赵村出土，壶盖内铸铭文4行26字，“佳九月初吉庚午，晋侯臣斤作尊壶，作享于文祖皇考，万亿永宝用”。经考证，墓主人“臣斤”是第七代晋侯晋献侯。壶高68．8厘米、腹宽35．2厘米。造型别致雄浑，文饰极其华美流畅。壶体中央有一凸起的龙头，龙身如盘旋的带子对称分布，是国内纹饰中难得见到的“一头双身”。最为精美的是壶两侧手柄的设计，专家称之为“象鼻生龙”。仔细观察，圆形的小柄是大象的头型，象鼻高高扬起，前端又有一龙头。

　　1989年出土于闻喜县上郭村的“刖人守囿挽车”，这件青铜器上能活动的地方达15处之多，可谓是3000年前的“机械玩具”。车高9．1厘米、长13．7厘米、宽11．3厘米，看上去比我们的手机大不了多少，却浓缩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被专家称为“方寸之间，巧夺天工”，是西周时期青铜铸造工艺和机械制造水平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文物。

　　车体呈方箱式，箱盖上有四个任意转动的尖喙小鸟，鸟身有羽毛纹，肚内灌铅，使重心降低，坐落在四个顶针上，盖开闭时，小鸟始终保持正方位，可随意转动，这可能是中国古代“相凤鸟”的祖型。箱盖抓手为蹲坐的猴，似乎在管理小鸟。车箱四角有四只回首左顾右盼的熊，两侧中部卧伏一对小虎，车箱帮上还装饰有两对振翅欲飞的小鸟。挽车共有六个车轮，前有两只卧伏的虎，抱着四个小车轮，后为一对大轮子。车箱前有一串首衔环，可以拉动前行。仔细观察，车箱后的门扇处可看见一个镶嵌着的小人。小人赤裸身体，没有左脚，右脚站立，左手拄拐，右手抓着门闩，好像一个忠实的守门人。

　　据专家考证，当年，铜车制造之初，完全可以靠风自转。这四只鸟应该是我国“侯风仪”的祖型。因此，这件铜器除了艺术价值外，在我国科技史上也是一件极其重要的资料。

　　为什么叫“刖人守囿”？据《周礼·秋官·掌戮》记载，当时有五种刑戮。其中“墨者使守门”，受了面额刺字之刑的人使其守城内的门户。“劓者使守关”，即割掉鼻子的到王畿远处守关口之门。“刖人使守囿”，即受到锯足刑戮的人，让其守动物苑囿之门。“囿”指专门为王侯贵族饲养各种珍禽异兽的苑囿。

　　器物高25．3厘米、长33厘米，于1988年在太原市金胜村赵卿（赵简子）墓出土。鸟尊是一件酒器，器形呈昂首挺立的鸟形，鸟颈与中空的腹腔相通，锋锐的弯喙成为自动开合的流口，当倾斜鸟身往外倒酒时上唇会自动开启。复位后，口即闭合，可防尘、防虫，十分巧妙。鸟尾下的小巧的虎形支脚，可使鸟尊盛满酒时平衡稳定。鸟尊造型和谐，纹饰华美，铸造精巧，浑然一体。即便是分铸的器盖上的纹饰也与整器的装饰图案连接的天衣无缝，连鸟足掌上的蹼也制作得生动逼真，能将冰冷的青铜掌控到如此地步，让人不得不赞叹其工艺之精湛。

　　器物高34．7厘米，口径65．5厘米，1962年出土于右玉县大川村，为汉代文物。从器型上看，它属于典型的中原风格，酒樽外壁又装饰着生动的浮雕兽面人身纹以及虎、牛、羊、猴、龙、凤、鹿、骆驼等十余种动物纹样。腹外有三只铺首衔环，下承三虎形足。腹中部凸饰一宽带，上有弦纹一道。通体鎏金彩绘，具有浓郁的北方草原文化风格。在酒樽的口沿上刻有铭文，详细记录了酒樽的名称、重量和铸造年代。酒樽依照汉代的重量为120斤，相当于今天的30公斤左右，铸造于西汉河平年，“河平”为汉成帝年号，河平三年即公元前26年。它是研究汉代铜器铸造、量器制度、鎏金工艺及美术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器物高24．5厘米、口径23．4厘米。形状为圆筒形，有盖，平底三足。1962年出土于山西省右玉县大川村，出土一共两件，两件胡傅温酒樽几乎完全一样，只有镌刻在口沿上的铭文稍有不同，它们口沿上的铭文均为“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12公斤，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西汉）造。”其中一件的铭文最末多一个“二”字，也许是为了表明这是第二件。两件酒樽造型完全相同，质地为铜器，通体鎏金。酒樽的器盖中央设计有提环，周围有三个凤形钮，器底是三个矮矮的虎形足。一条宽宽的装饰带将酒樽外壁一分为二，厚实的铜胎外通体浮雕有诸如猴、鹿、龙、凤、虎、羊、牛、骆驼等动物图案。

　　浮雕图案中的很多动物均是草原特有，有的动物则是匈奴的图腾，加之两件器物本身所带风格即是粗犷豪放，具有典型的草原风情，而非当时中原所习用，这正是汉民族与北方草原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是汉、匈两族文化趋同的最好见证。

　　关于温酒樽的用途，学术界最先因其本身自带铭文中可有一“温”字，而认为乃是加热酒液的器皿，但经过进一步研究考证，目前认为之所以当时的工匠要将器物铸造得很厚，是为了通过保温来维持器皿中所盛放的醇厚美酒的味道，防止其挥发，而这更加说明，这些器物在两千年前的主人应当是一位生活奢华的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