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讲话虽然在后来颇受争议，却深刻影响了新中国的艺术家们接下来的艺术创作，使得艺术家们更加关注当代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疾苦，并由此凸显出艺术“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

　　鲁迅先生于1928年在上海创办的《艺苑朝华》丛刊，介绍外国“创作版画”来倡导中国新兴版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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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5月，做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为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化思想界异常活跃的时期。随着对外窗口的开放，有关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流派、思潮的各种图书被翻译介绍进国内，国内艺术家们开始尝试以各种现代主义的艺术观念、手法进行创作，寻找自由表达的途径，写实人物画如何走出自己全新的发展道路，形成既有时代特点又有自我个性化语言的新面貌，成为摆在人物画家面前的一个新的挑战。方增先开始积极地进行着新的尝试，以寻找水墨人物画现代化的新的可能。

　　“是不是觉得很怪，我怎么会同意？1996年那时，有人也劝我说，担心领导层面觉得这些艺术品来路和目的搞不清楚，会怪罪下来。当时办双年展是有风险的。”方增先说，他当时回答他们，如何看待这个风险？“当代艺术只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更何况我就是个画家，真有怪罪下来，当不当馆长我也不介意。我当馆长，也是党和国家信任我，让我担当的；不让我做，我可以回家画画去。”

　　“看黄宾虹先生的画画，跟人家不一样的，这里一勾，那边一笔，我在想，在勾什么呢？勾到后来就是积累，是怎么积的，直接用在人物上面是不行的，要有选择地嫁接。就像藏族人用的黑袍子，观众看得是黑色的，但是涂过几次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一种厚度，因为厚度才能厚重，做到董其昌所说的‘画外有意’。我那时候年纪很小，就有把‘即墨法’嫁接在人物画上的想法了。”

　　用积墨法绘制的人物，给人的感觉大都凝重而沉郁，带有岁月的沧桑和苦涩味，与传统中国人物画笔墨所传达的文人式审美情趣和精神气质有很大差异。而从乡村走出来的画家方增先认为，这恰好可以表现自己内心一直所关怀和敬重的对象——那些质朴的农民和牧民们，他们是生活中的弱势群体同时又是历史和生活的创造者。积墨法已成为方增先人物画创作的重要手段之一。《怀素书蕉》、《祝酒舞》、《梦》、《佛珠》等作品，是为方增先积墨法初试告捷之作。《大山的回音》、《闲看行路人》、《家乡板凳龙》等则已是具有典型性的积墨画法作品，方增先的大胆的艺术探索，终于令他成为了中国画坛具有广泛影响的“新浙派人物画”的奠基人和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