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春阳九辩》一文中这样写:“我们往往为推陈出新而时常重温石涛此言。时代不同，笔墨随之变化，既有望文生义之嫌，又失于表面化的思维。笔墨是技巧，它的灵性随驭笔者性情的感动而，太阳不随时代更变而明灭，山川、草木等亦然。因此，有些事物表面在变而本质未变……笔墨因思想光辉的永存才有其画气写心的文化价值，有些人肤浅的根源就在于太热衷‘’了。”

　　他回忆说:“我记得那个照片也是多少年了，也是搞不清这个事，这个照片是你挑的，还是领导上的。我以前说是我挑的，后来我一想也不对啊。我就记得，他拿给我不止这一个照片，好几张照片，我就欣赏这张照片，戴八角帽，领子敞开的，我就欣赏这张照片。那时候交代下来的时候，没有说要用哪张照片，我就记得，那底下还要写‘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这是专门交代的，这是一个像，下面要‘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写红字。”

　　有人说，艺术创新的重要策略是图式陌生化，所以无论是受西方写实主义绘画影响，注重实景描绘，有固定视点，强调变化和空间变化的作品，还是受平面构成、西方现代艺术、日本绘画影响的装饰性的当代中鸟画构图，都要优于传统花鸟画图式构成。对这些观点，霍春阳认为，这是一种表面化的观点，花鸟画的问题不是图式，而是境界与精神。

　　在霍春阳看来，刻意求新，希望与众不同，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是一种“有为”的思想；而绘画应该是“无为”的，就像孔子所说的，要顺天而为。老想出新，发展，开拓，这是时代的大病。同样，他也不认同“笔墨当随时代”的说法，而是认为笔墨可以因时代不同而改变和调整，但不能随波逐流，“要有所随，有所不随”。“包括文人画，我以为也是不分新旧的。文人画就是一种艺术精神，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体现，与时代无关。”霍春阳说。

　　周令钊说:“刚解放的时候，跟群众的关系，好像比现在还容易些。现在呢，你要不是去开会，是见不着的，那时候比如说，我们去看苏联马戏团，一会儿，也来了，大家起来鼓掌，他就坐在这里，就是在观众席，在前几排，他从后面进来，那就看得清清楚楚。”

　　“不深入，表面化，或只见物不见人，只画物不画我，只画死不画生，以科学的思考代替艺术的思考，这些都是当今画坛的通病。”霍春阳说。“中国从来把形置于比笔墨更次要的地位，是‘得意而忘形’的，不要把这个‘形’看得太重要了，更重要的是以什么样的情趣与状态来对待它，是气息和神韵。”

　　曾接受为绘制像任务的画家周令钊日前透露，他见过本人，感觉“很亲切、很随和”。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他同时还透露，像下曾有五个红字: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