釉里红是指以铜红釉料在胎上绘画纹饰，罩上透明釉在以上的高温下烧成后，在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的瓷器，它是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作用的结果。釉里红虽然最早出现在元代，但元代釉里红器，其色调一般比较暗淡，没有浓淡相间的色阶区别，绘画纹饰也比较简单，常常是先在胎上刻画纹饰后，在其上涂抹一片红釉，这种做法与严格意义上的釉里红器，还存在一些差距。传世的元代釉里红器非常少，最早仅见于景德镇元代至元四年墓出土的四件器物。

　　明初洪武时期，釉里红器较为盛行，以大盘、大碗及玉壶春瓶等器型多见。

　　洪武时期最具时代特色的器物，是釉里红纯枝花卉大碗和大盘、这些器物不仅形体巨大，给人以端庄典雅的感觉，而且红色纯正艳丽，纹饰精美生动。此外，在南京明代故宫玉带河遗址中，曾出土一件釉里红云龙纹盘残片，其胎质洁白细腻，釉里红纹饰鲜亮明艳，所绘龙纹形态介于元代和明代永乐之间，非常有时代特色。

　　洪武时期釉里红瓷器的兴盛，是在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推崇下发展起来的。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一个农民出身的开国皇帝，他有着独特的身世和经历。当年朱元璋正是投身到头包红巾的红巾军中，才打出了朱明王朝。在朱元璋看来，红彤彤的红色，象征着光明和胜利。红色是他朱家王朝的吉祥色，因此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正式颁布“以红为贵”的旨意，并且要求宫中内外皆以红色作装饰。关于朱元璋为什么推崇红色？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一书中，曾对大明国号的“明”字做过透彻解释，其曰:“‘明’是光亮的意思，是火，分开是日和月。古礼有祀‘大明’、朝‘日’、夕‘月’的说法。千百年来，‘大明’和日、月都算是朝廷的正祀。”此外，“新朝是起于南方的，和以前各朝从北方起事平定南方恰好相反。拿阴阳五行之说来推论，南方为火，为阳，神是祝融，颜色赤，北方是水，属阴，神是玄冥，颜色黑。元朝建都北平，起自更北的蒙古大漠，那么以火制水，以阳消阴，以明克暗。”由此可知，朱元璋将国号定为大明朝，是希望以“火制水”，希望红彤彤的朱明王朝天下永固，这其中已暗含着对红色的崇拜。

　　洪武时期虽然朱元璋颁布了“以红色为贵”的旨意，但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朱元璋虽然在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在南京称帝，但元顺帝仍坐在元大都宫殿的宝座上，直到洪武二十年（1387年）东北平定，朱元璋统一全国的伟业才告完成，此时明朝已建立了20年。又由于洪武时期朝廷并没有大规模兴建御窑厂，《大明会典》中“陶器条”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料物。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这段文献说明当时在没有兴建御窑厂的情况下，皇室如果需用大批瓷器，就调集全国各地工匠在南京置窑烧造，一般就在江西景德镇或浙江龙泉窑少量烧造，基本上是有命则烧，无命则止。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洪武时期的传世品中，不仅尚未发现一件真正洪武官窑纪年款的器物，而且红釉器也非常少，因此有人说“洪武无瓷器”。直至1980年，在江西玉山县发现一件刻有“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造此”的青白釉罐，才使人们认识了洪武瓷器。于是以前被视为元代瓷器的器物，重新被确认为洪武瓷，在国内外学者中曾掀起一股“洪武热”，尽管如此，洪武瓷与历代传世品相比确实少得可怜。但是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品种中，虽然纯正一色的红釉器比较少见，但却发现了大量用铜红在釉下绘出花纹图案的器物，即陶瓷史上着名的釉里红器，在红釉瓷的大家族中，也算得是一枝独秀。

　　釉里红瓷器虽然在洪武时期有了一个很大发展，但此时釉里红的呈色极不稳定，直至宣德时期，釉里红的烧制才达到真正成熟阶段。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是釉里红极大发展时期，此时不仅铜红发色鲜艳、纯正，而且纹饰细腻，层次鲜明，并且涌现出许多新品种，如青花釉里红，釉里三色等。晚清时期釉里红的烧制，无精品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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