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降准是货币政策发挥效力的必然选择

　　我国此前的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在早年间央行票据冲销流动性捉襟见肘时候的权宜之计，央行希望通过提升法定准备金率“冻结”过剩的流动性。但是，过高的法定准备金比率间接提升了实体部门的融资成本，造成了资金配给的扭曲:由于央行对法定存款准备金只支付极低的利率，过高法定存款准备比率就相当于提高了商业银行的机会成本，商业银行为了追求目标利润就存在提高贷款利率的动机，加重了实体经济融资难与融资贵 。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自2016年开始，央行对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格外谨慎，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央行贷款。但是不幸的是，大量的中央银行贷款与高法定存款准备金并存，从资产和负债两个方面实施了对商业银行的双重征税，进一步造成了货币政策扭曲。所以，只有在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降至较正常的水平后，央行贷款才应当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二、外储的变化决定了降准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极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在应对当年外汇储备增速过高的情况下积累而来的，现在这一情况正在出现变化，外汇储备不仅增速回落，更有减少的风险。

　　做出这种判断，主要是基于国际收支表的考虑。早年间，我国国际收支表保持了经常账户顺差、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即便当期存在较大的对外投资，资本账户的逆差也可以通过经常账户的顺差来“中和”，不至于过度影响外汇储备。而今年3月份我国净出口出现了逆差局面，在对外投资依旧数据净流出的情况下，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形成了“双逆差”，意味着未来有可能消耗更多的外汇储备。所以，外储形势与之前产生了较大不同，法定准备金率也没有必要维持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