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继坤，更名绛，字忠清；南都败后，改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俑，学者尊称为亭林先生。顾炎武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建树了继往开来之功。

　　本件顾炎武书自作，缮写自作文章四篇，划分是《北岳辨》、《裴村记》、《钱粮论·上》、《日知录·原姓》。据《顾炎武年谱》:“康熙元年(1662)，五十岁，十一月，往大同之浑源州。作《北岳辨》。”此文载《亭林文集》卷一。其主要内容是在于辨明古来帝王祭恒岳之所在。明弘治时，马文升以为历秦、汉、隋、唐俱于恒山所致祭，其祭所浑源庙址犹存，五代河北失据，宋承石晋割赂之后，以白沟为界，遂祭恒山于真定府之曲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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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上疏请“于浑源州恒山庙旧址增修如制，以祀北岳。撰文勒石，昭示未来。”其建议提出后，虽有人提出过驳议，然因其“皆据经史之文而未至其地”，故而拿不出富的证据来批判他。有鉴于此，顾炎武决订婚至其地，举行实地考察，以澄清事实。他首先到了曲阳，考察了那里的恒岳庙。在庙中，他发现了唐代定州刺史张嘉贞等五人祭恒山时所立的五块大碑，并见其上面刻有百数十行碑文。

　　这一发现充实证实马文升所谓“浑源庙址犹存”实为无稽之谈。正是在其视察研究的基础上，同时凭证唐以上的经史之纪录，先生写下了《北岳辨》，以“书所见以告后之人，无惑乎俗书之所传焉”。他指出:“自唐以上征于史者如彼，自唐以下得于碑者云云，于是知北岳之祭于上曲阳也，自古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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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村记》则是亭林先生康熙二年(1663)五十一岁时所作，载《亭林文集》卷五。据《顾炎武年谱》“公元1663年，癸未，康熙二年，五十一岁”条下纪录:“至闻喜之裴村。有《裴村记》。”《裴村记》云:“余至闻喜县之裴村，拜于晋公之祠，问其苗裔，尚一二百人，有释耒而陪拜者。出至官道旁，读唐时碑，载其谱牒世系，登陇而望，十里之内丘墓相连，其名字官爵可考者尚百数十人。

　　”《裴村记》主要是凭证作者在喜闻县裴村的所见所闻，记述了其它裴氏宗族之与唐生死的情形，说明晰“氏族之有关于人国”之原理。文章在一定唐天子“寓封建之意于士医生”的头脑的基础上，提出了“夫不能复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医生之势以立其国者，其在重氏族”的政治主张。

　　而《钱粮论》作于何时没有详细纪年，据王蘧常先生所编《顾亭林诗谱》考证，应作于康熙年间(约1663-1677之间)，载《亭林文集》卷一。清初陜西关中一带的田赋，是向农民征收银钱的。关中交通未便，原来就缺乏银钱，农民必须平沽粮食换取银钱，再向官府缴纳。这就势必造成榖贱伤农征象，农民受到官商的双重聚敛。《钱粮论》中说:“今来关中，自鄠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榖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至征粮之日，则村民毕出，谓之人市。”他在这篇文章中，从历朝经济政策得失的考证，论列了明清两代田赋制度的不合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