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官窑的产品宫廷使用，所以宋代官窑瓷器至今在发掘的一般居住遗址、墓葬、塔基、窑藏中还未见到。“官”、“新官”字款瓷器则不然，考古发现较为普遍，上至皇太后陵、下到一般庶人墓都有，塔基、窑藏内时有发现，甚至连遥远的埃及开罗南郊福斯塔特遗址也有发现。使用的范围和对象与宋代官窑瓷器有明显的区别。

　　目前发现或可确定烧制“官”、“新官”字款瓷器的窑有:河北定窑、上海耀州窑、浙江越窑。

　　定窑遗址共发现“官”、“新官”字款瓷器17件，均为白釉瓷器。其历年来调查采集2件，皆为“官”字款；1985——1987年发掘15件，其中“官”字款14件、“新官”字款1件。窑址以外或发现的“官”、“新官”字款白釉瓷器的数量较多，据谢明良先生1987年统计，至少有149件，加上1985年上海巩县宋太宗元德李后陵(1988年发表)的16件、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1993年发表)的1件、1994年河北曲阳五代墓的1件、1995年河北定州尧方头的2件等，至少有169件了。这些瓷器虽不能肯定全部是定窑所烧造，但绝大部分为定窑所生产应是没有问题的。

　　它们的年代，早者为晚唐时期，以浙江临安唐昭宗光化三年(900)钱宽墓和约葬于唐昭宗天夏元年(901)的水邱氏墓的为代表；晚者，学术界意见不一，有的认为“约在赵宋建国前的辽代初年”，有的则认为可到北宋后期。目前所见其单位有明确纪年的，以辽宁朝阳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年)耿延毅夫妇合葬墓的为晚。窑址发掘的，以1985—1987年河北曲阳定窑遗址发现的为晚，均于该遗址的早期文化层中，其“年代不晚于北宋初年”。对于已知的非纪年单位、窑址地层和传世的资料，我们参照纪年单位的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粗略的排比，发现晚者为北宋早期，即太祖至真宗时期(960——1022)。由上述可见，“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具体年代为唐代晚期至北宋早期。

　　其三，古代文献中没有记录是官窑的瓷器，考古发掘器物上的“官窑”铭，是全称，甚至还加上所在州的州名，如在安徽芜湖东门渡窑址采集的印在罐壁下部近底处的“宣州官窑”铭，不简写成“官”字。再有，古代文献中记录、学术界公认的官窑，如上海乌龟山南宋官窑、景德镇清官窑等，在发现的众多资料中，未见有刻、划、戳印、笔书“官”或“新官”字款的实例。

　　越窑遗址发现“官”字款青釉瓷器2件，均为考古调查时采集，一件器型是盘，年代为五代时期；另一件是盏，年代为北宋早期偏晚。此外，1970年浙江临安板桥五代墓的1件越窑青瓷双系瓶、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墓的1件越窑青瓷花口盘，分别在肩部、底外侧刻、划“官”字款。

　　这次新发现的邢窑窑群遗址位于内丘县城旧城墙附近，窑群遗址南北长５０余米，东西宽约１０米，已发现有十多个窑，呈一字排开。已发现的窑群中有两个窑被初步确定为瓷窑，其余为陶窑。目前已的文物种类有:陶器，包括陶碗、陶盘、陶瓶、陶壶、陶马、陶俑；瓷器包括大批带“盈”字款的瓷碗、瓷盘及碎片，少数带“官”字款的瓷碗、瓷盘及碎片，次的印花、刻花透影的白瓷。其中，带“官”字款瓷器，印花、刻花透影的白瓷，在邢窑遗址为首次发现。“官”字款瓷器在邢窑历史上并无记载，以前学术界一直认为宋代定窑是“官”字款白瓷的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