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松年字画明代中期,随着经济的复兴,书画市场也日趋繁荣。出现了一大批包括徽商、晋商、闽商等在内的富户,他们手中聚集了大量财富。这些有钱人“多有长物之好”。于是便附庸风雅,介入到收藏以示炫耀。这正如何良俊所说:“世人家多资力,加以好事,闻好古之家亦曾蓄画,遂买数十幅于家。客至,悬之中堂,誇以为观美。”加之朋友间聚会也常以书画名迹斗艳,以显示个人的身份。此风一旦形成,就需要大量书画作品供应。而前代书画存世又极少,因此作伪之风就变得更加历害。富商们成为了赝品销售的主要对象。
在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明代中期,古玩书画行业亦十分兴旺,沈德符观察到这种现象后指出:“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故以近出者当之,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囊相酬,真赝不可复辨。
以至沈(周)、唐(寅)之画,上等荆、关;文(徵明)、祝(允明)之书,进参苏、米,其弊不知何极。”这种不论真伪贵贱的疯狂争购,使得市场作伪之风十分泛滥。一些官绅士大夫、富商大贾争相购藏古玩字画的情况在当时已是十分普遍。如锡山(无锡)巨富安国就有收藏喜好,对骨董书画的搜罗,不惜物力,单是“石鼓十拓”就让他“搜罗二十载,耗费万金。”像这样痴迷的收藏商贾不胜枚举,这恰好给制造伪书画者提供了牟利的绝好机会。在如此情势之下,便极大地带动了书画作伪的风气。
这时期书画作伪地区分布之广,作伪人数和方法之多,以及赝品流传之广,均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据记载,嘉靖年以前,江浙地区仅仿造赵孟頫书画的大小作坊就多达四百余家,由此反映出明中期作伪之风是何等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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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苏州,作为明代中后期书画造假富盛名的地域之一。临仿、、代笔等行径已成规模流水线作业,很多史上著名的书画赝品都出自此地。詹景凤《东图玄览编》曾指出“苏州专诸巷,书画”。当地的山塘街专诸巷及桃花坞一带,聚集着为数众多的民间作画高手,专以制作假画为业。这些伪作大多用绢本,有着题材广泛构图严谨、色彩鲜艳且画法工细之特点,时称“苏州片”。
但令人惊奇的是,这里的很多伪作竟出自名家的子孙、亲友和弟子之手。例如苏州专诸巷钦氏父子兄弟齐上阵,专门宋元以来大家的书画,其中有宋徽宗赵佶、李公麟、郭熙、董源、范宽、刘松年、马远、钱选、夏圭、王冕和黄公望、倪瓒、王蒙、吴镇等数十人,或巨幅或长卷,或小条短幅,数量甚多,故有“钦家样”的恶名。
事实上,“苏州片”的制作大多数有稿本,且以绢本青绿工细画居多。所造名头也大多是古代名家,如唐李思训、李昭道,宋赵伯驹、赵伯骕兄弟。但论造假商品多的当属仇英。其《清明上河图》是众人争相仿造的对象,流到市场的版本就达几十余卷,他们根据仇英工笔青绿的画风特点,大量仿照制作。另外,伪文徵明作品的也不少。文氏的书画在当时已是“遍海内外,往往真不能赝十二,而环吴之里居者,润泽于先生手凡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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