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杯为明代釉里红鱼纹高足杯，明朝工匠在此高足杯上，以铜红釉料，于釉下妙饰游鱼三尾，形简趣真，鱼三尾，两相随，一相对，简洁灵活，全无枯燥乏味之感。赏杯鱼，闲时把玩，两两一双，或相望、或相逐、或相别，仅此一笔，顿添生气。如此神技巧工，乃宣德御窑绝艺，冰清秀雅，简素无华，历代不曾所见，属宫廷御制上乘之作。铜红器，制之不易，火熄处，赤窑初开，见鲜红艳美，似朝霞，彷若天际一抹烧云者，方为上品。此类艺风，非宣德一朝独创，极为珍罕，具备极高收藏价值。曾出土过一件非常精致的黑陶高足杯。以后各朝各代也出现过一些造型不一的高足杯，其中造型最为奇妙的当数1984年江西省南昌县小兰乡南朝墓出土的一件青瓷高足转杯，该杯整体似高足盘托高足杯，杯直接套坐在盘中杯足上，杯体可左右转动，可谓构思奇巧，工艺精湛，为南朝青瓷中难得的珍品。

　　对这种上部为杯或碗形，下部为高柄当足的器物，早期的历史文献不见记载，直到五代十国的周羽冲《三楚新录》才出现“高足碗”的名称。清代朱琰《陶说》卷六《说器中·唐器》之“高足碗（原注:十国南平器）”条记:“周羽冲《三楚新录》:高从诲时，荆南瓷器皆高足，公私竞置用之，谓之高足碗。”不过，熟悉唐宋瓷器的同行们应该都知道，《三楚新录》文中的“高足碗”，并不是元明时期常见的那种高足杯，而是类似北宋青白瓷中常见的高圈足碗（图一），这种碗的圈足通常高1厘米以上。有的高达1．8厘米左右，相对于唐、五代十国时期常见的矮圈足碗和玉璧底碗，这种高圈足碗确实可以称为“高足碗”了。

　　《中国陶瓷史》第八章第三节在论及元代瓷器的造型时，明确指出:“四系小口扁壶、高足杯、僧帽壶及多穆壶是元代的新创品种。”并说“高足杯是元代瓷器中最流行的器形。口微撇，近底处较丰满，承以上小下大的竹节式高足，是高足杯的典型式样。”有人对元代青花瓷的器形数量做过统计，得出“就国内所藏元青花总数说，高足杯约占22%”的结论。1999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景德镇湖田窑清理了一处元代“枢府窑”遗迹，“此次出土的枢府瓷，在器形上以高足杯最为常见，数量占总数的95%以上。”

　　对元代瓷器中为什么会突然涌现出来大量的高足杯，笔者至今没有看到有专家给予满意的解释。著名陶瓷专家张浦生先生的简单解释也许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看法:“高足杯始于元代，它适用于蒙人善骑喜饮的习俗，最初为马上饮酒而制（所以高足杯又称马上杯），后来也称靶杯，可以摆放果实。”似乎高足杯最初是蒙古人的饮酒器具，高足杯出现的历史背景是随着蒙古族入主中原，从而在国内大量出现。

　　著名陶瓷专家刘新园先生称高足杯在“朝鲜称为马上杯”。由于资料的缺乏，笔者尚不知朝鲜人为何要叫高足杯为“马上杯”。但笔者知道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外出时携带的酒具并不是高足杯，而是“革囊”。追随成吉思汗西征的耶律楚材曾写道:“天马西来酿玉浆，革囊倾处酒微香。”元代后期许有壬也有“悬鞍有马酒，香泻革囊香”之句。“革囊”又称“浑脱”，“北人杀小牛，自脊上开一孔，逐旋取去内头骨肉，外皮皆完，揉软以盛乳酪，谓之‘浑脱’”。可以说，用“革囊”（“浑脱”）携酒外出狩猎或征战，才是蒙古人的特色。

　　再说“靶杯”之名。朱琰《陶说》卷六《说器下·明器》之“红鱼靶杯”条:“?按?靶，辔靶也，从革。……总之，皆手把处。《稗编》刀靶，《古镜记》剑靶，皆借靶，原可通用。然《妮古录》哥窑八角把杯作把。靶杯从手，作把为是。”朱琰在这里明确说明了“靶杯”应该就是带把的杯，“靶”与“把”可以假借和通用。因此，靶杯 或靶盏之名，与高足杯一样，都是人们根据其造型给取的名字，就是指带把（柄）的杯或盏，没有其他什么特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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