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任何产品的生产，都会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文化艺术紧密相关。政治经济决定着社会财富，科学技术支持产品的生产，生产出的产品，即是当时文化艺术的载体。因此，中国每一面古代铜镜铸制工艺技术的发展，无不凝聚着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文化艺术的真实面貌。

　　在日常的生活中，人们照面饰容的需求是少不了的。春秋以前，人们多用黑色的陶质容器盛水照面，是有文献可查的。出土的吴王光鉴，说明春秋仍在使用水鉴。这些都说明，春秋以前人们使用铜镜的意识并不强烈。这可能与当时铜料的贵重以及铜矿开采技术有着直接关系。春秋中期以后，随着铜矿开采技术的进步，青铜器逐渐商品化，铜镜的铸制技术日趋与青铜器的范铸技术紧密关联。至战国早期，青铜镜的铸制技术才开始与铜器的铸制技术完全同步【1】。

　　研究中国铜镜铸制技术的发展，必须要研究当时青铜器的铸制技术，并要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以及科学技术，才能准确理解每个历史时期铜镜发展的内在因素，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必然性。

　　中国铜镜的技术发展，始终与当时社会的科学技术密不可分。在齐家文化前至春秋约2000年的时间里，中国铜镜技术的发展十分缓慢，属于初级的摸索阶段，体现在形制没定型、合金不稳定。从战国早期开始，中国铜镜的形制开始定型，形成了内凹式镜缘、三弦钮、底纹上叠压主纹，合金也以含锡量23％为主流工艺。至此，中国高锡青铜镜的铸制工艺技术，才开始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直至唐代晚期。下面，就各个历史时期铜镜技术的发展，与当时的科学技术以及文化艺术的关系，作一对比说明。

　　1春秋前的铜镜

　　在夏至商早期，中国青铜器表面的纹饰都是凸起的阳纹，这是由于青铜器的纹饰技术刚刚起步，全是在范面进行手工压塑的结果。可看到这时的纹饰歪歪扭扭，这是铜器纹饰技术在发展过程中的初级阶段，是必然要走的一个历程。与此同时期铜镜纹饰的制作，不可能超越时代，亦是在范面进行了几何纹饰或十分简单的动物纹饰的压塑操作。春秋以前，铸制一些小型器物包括铸镜时用石范较多，在石范的范面刻纹也较容易操作，其纹饰多为简单的线条。当然，也铸造了不少无纹饰的素面镜。

　　如果查资料较容易发现，春秋以前铜镜的钮是各种各样的，说明其形制不规范。查化学成分又会发现，其含锡量亦是各种各样的，也不规范。在春秋以前，铜镜本不是人们生活的必备品，铜镜的铸制量较小，在人们心目中的认知度较低，其铸制技术还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其形制未成熟、其合金技术未统一、其纹饰技术未规范，是理所当然的。

　　2战国铜镜

　　中国青铜器的纹饰技术，从夏代至商早期，一直采用了范面的手工纹饰操作工艺。直到春秋早期，仍然采用这种工艺制作纹饰。这种范面的手工纹饰操作工艺，导致了一个现象，即在西周以前的青铜器表面，竟然找不到一件青铜器的纹饰左右完全对称的。范面手工纹饰技术不但容易出现误差，其耗费的劳动力也是可想而知的。春秋中期以后，逐渐发明了单元纹饰范拚兑技术，使得青铜器的纹饰技术得以进步，纹饰达到了高度统一，提高了劳动效率，使纹饰的制作简单化。所以，春秋中期以后出现的九鼎八簋，其纹饰的统一，与当时发明的单元纹饰范拚兑技术是分不开的。

　　在山西侯马东周铸铜遗址中，出土了相当多的单元纹饰模及单元纹饰范。这些陶模陶范的出土，代表了当时范铸工艺中，纹饰技术的主流工艺。在图1中，左边为上海博物馆藏四叶纹战国镜【2】，此镜通身黑漆古，被涂成绿色的长方形纹饰块，即是一个纹饰单元。右边为鄂州市博物馆在战国墓葬中发掘出土的铜镜，也是四叶镜，形制相同。将两镜作对比很容易发现，两镜并非同模镜，有明显的差异，但两镜的制作工艺完全相同，甚至镜背的纹饰如同一人制作。这种四叶镜在许多地方都有出土，其形制及纹饰也都差不多。毫无疑问天下的铜镜不会由一人制造，应该是由各地的工匠自己分别铸制的。由于当时铸制青铜器纹饰的主流工艺是单元纹饰拚兑技术，铜镜的纹饰技术不可避免地受到直接影响。采用这一技术制作镜模，促成了战国镜纹饰技术的成熟。战国镜的纹饰技术，在中国铜镜发展史上是第一次成熟。其成熟的基础，则是建立在战国青铜器的纹饰基础上，而其纹饰的时代文化属性，又是战国时代的。其成熟的特征，是镜背纹饰中到处可看到长方形格子式的拚兑痕。以上所举两镜的底纹上只有很小的四叶，其它战国镜如山字纹镜、菱格纹镜、龙纹镜等，其实与四叶镜一样，都是在底纹上叠压的主纹。不论制作什么样的主纹，都须先制作好底纹的阴模，再在阴模的底纹上直接压刻出各种各样的主纹。所以，在战国镜的纹饰中，不论主纹是什么样，在其底纹上都能找到拚兑底纹留下的格子。这种长方形的格子，也是区别战国镜与西汉初年镜的根本所在。（图1）

　　我们应当看到，战国时期的范铸工艺已延续了数千年，对于铜镜这种几何形状的泥范造型，不存在任何问题。战国青铜器的纹饰技术，是从夏代逐步发展进化而来的传统工艺，应用到铜镜上亦是时代的必然。但是，战国以前的青铜器，包括铜镜的合金成分在内一直是乱的。尽管《考工记》里有关于“六齐”的记载，但出土青铜器的化学成分与之多不相同。战国时期能将铜镜的合金成分得以规范，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战国时期的人们对铜镜的认知度提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使得铜镜的合金成分日趋合理化。从此，中国铜镜从战国开始，直至唐晚期约1000年之间的实用镜，一直保持了高锡青铜的化学成分。若论中国古代铜镜合金技术的成就，应是战国镜开创了中国古代铜镜专用的高锡青铜合金。从这一立场来看，战国镜最主要的成就及对后世铜镜的影响，不是形制亦不是纹饰技术，应是合金技术的规范使用。

　　3西汉铜镜

　　与战国镜的形制比较，西汉初年铸的镜维持了战国镜的形制，但很快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而改变了制模技术，形制也随之改变。从形制学看，高祖时期铸的镜与战国镜几乎没有区别，但如果从技术角度看，西汉初年镜虽然也是三弦钮、内凹式镜缘及底纹上叠压主纹，但西汉初年镜的底纹是整雕的，已不再是采用战国那种单元纹饰拚兑的工艺铸制底纹，再也没有长方格的拚兑痕了。青铜器的纹饰技术，随着青铜时代的结束而结束，西汉以后，虽然还有少量青铜器的铸造，但战国青铜器的纹饰技术再也没有出现在西汉的青铜器表面。所以，西汉初年镜虽然采用了战国镜的形制，却无法继承战国镜的纹饰技术，因大规模的青铜铸造业已不存在，与青铜工业同步发展已是不可能，必须另开技术途经。所以，西汉初年镜的底纹是没有拚兑痕的整雕纹。因此，西汉初年镜只是仿了战国镜的形，却没有使用战国镜的技术。

　　从文景之前的社会经济看，“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3】。”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汉初社会的记载。由此可知，年轻男子大多去打仗，老弱者转运粮饷，连年战争用钱巨大，使得西汉建国之初的社会经济极度贫乏，以至天子出行都找不到四匹相同毛色的马，而将相出行只能坐牛车，百姓无隔夜粮。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要发展铜镜技术或其它生活用品，是不可能的。而当经过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后，边远官仓的存粮都已多得发霉，库中串钱的绳子已朽，说明社会的财富在不断地积累。这说明，西汉早期的文景之治，促使了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文景两朝采用道家无为而治的观念，对外没有采取大的动作，对内则采取与民生息政策。中国的铜镜从战国时期与百姓无缘，到西汉铜镜普及到平民百姓，这与西汉早期的文景之治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与战国镜的历史属性不同的是，战国镜是青铜器作坊中的附属产品，而西汉镜则是为发展社会经济铸造的一种产品，这种铸造的运作是市场的需求，不是官方行为，是靠市场的认可度，进行民间的自由发展与自然淘汰。凡大量留传下来的铜镜，肯定是当时被市场认可的产品。

　　在古文献中，铜多被称之为“金”，是十分贵重的物品。由于进入市场的初期，平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使得西汉早期的铜镜都较小。如日光镜、昭明镜等，一般直径多在7cm左右。又由于西汉早期铸镜的工匠不再是战国那种青铜器作仿的工匠，不受青铜时代传统范铸工艺思想的制约，铸造了大量形制简单又无纹饰的铜镜。纹饰在西汉的起步，是从几何造型开始的，其制模技术完全受当时科学技术的影响，采用了简单的圆规画图技术制模。

　　图2为西汉早期的昭明镜，圆形平面，素缘，半球形钮，圆钮座。内区装饰内向连弧纹，外区装饰铭文一圈。铭文带外装饰栉齿纹一圈。这种镜全国各地几乎都有出土，与日光镜一样，其存世量都较大。在此镜内区的凸棱上，可看到8个内向连弧。在西汉早期的这些小镜背面，谈不上纹饰，只有铭文及连弧纹。

　　青铜时代结束以后，中国当时最大的铸造量，都集中在铸钱与铸镜上。为发展社会经济，文景时期采取了听民放铸的政策，郡国及百姓都可以自由铸钱。铸钱也需要制模或制范，西汉早期大量使用了石范铸钱。石范多是用滑石料刻制的范，在出土的石范上，至今还能清楚地看到起稿线及圆规留下的痕迹。

　　图3为西安北郊相家巷西汉铸钱遗址出土铸造铜范的陶范，从范面留下的制作痕迹看，此范是先在滑石面起稿后，用类似今天的铣刀铣出的钱腔，再用泥料翻制成现在看到的样子。两个白色箭头所指之处，为制模时在滑石板上画的起稿线被带到了泥范表面，绿色箭头所指之处，是一个明显的凸起圆线，圆线的正中心有一个凸点，应是圆规的一个支点。这些现象说明，西汉时期圆规技术在铸钱的工艺中应用是广泛的，亦是普及的。圆规技术在西汉的熟练应用，会不自觉地用于镜模的制作，应是时代技术的使然。（图2）

　　图4为武帝时期的星云镜及星云镜的机械制图，可看到镜缘一周有16个内向连弧。不但镜缘有16个内向连弧，镜背中间的凸棱上，也是由16个内向连弧组成，并且与镜缘的内向连弧完全平行。这种现象不但出现在星云镜上，亦出现在西汉同时期其它一些镜种上。如果说，这些十分规整的内向连弧都是用手工直接雕塑出来的，且不谈2000多年前的西汉人们雕塑的技能，即使是现代也难以手工雕得如此规整。通过右边星云镜的机械制图可以看到，此镜在制模时是先用圆规作的图，再在理论图上进行纹饰的制作。由于西汉的圆规技术在铜镜上的广泛应用，使得西汉时期出现大量铜镜的内向连弧为16个，如出土数量较大的草叶纹镜基本都是。西汉这种用圆规画图的制模技术，是与战国镜制模技术的根本区别。西汉时期的铜镜，是以武帝为中心的历史阶段为西汉铜镜技术发展最辉煌的时期。这个时期不但应用了圆规技术，并且应用了机械加工技术。在星云镜的图中，可看到钮中心有一周被磨亮了的同心圆细磨痕，这样的磨痕也出现在星云镜的四个乳钉纹上。毫无疑问，这些磨痕应出自某种专用的磨削工具，绝不可能出自手工的打磨。如果采用手工打磨，不但同心圆的细磨痕不可能存在，星云镜缘的连弧纹面上亦没有可能磨得如此棱角分明。因此，采用了铸后的机械加工是无疑的。（图3）

　　通过对西汉镜制模及铸后加工技术来看，中国铜镜在西汉时期至少有两项进步，其一，是圆规技术在铜镜铸造技术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二，是铜镜的铸后加工采用了机械加工技术，这两项技术明显是战国镜不具备的。从西汉早期的社会经济来看，西汉铜镜制模技术的发展，始终是与当时铸钱的制模技术同步发展的。（图4）

　　4东汉铜镜

　　经过武帝数十年平定北方，在武帝晚年，又采取了与民生息的国策来发展生产，社会相对稳定，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在西汉铸镜的技术基础上，东汉镜开始出现线雕艺术。

　　在以王莽时期至东汉中期偏晚的历史阶段，为东汉镜技术发展最辉煌的时期。这个时期铜镜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从线雕技术发展到浮雕技术上的成就。从西汉到东汉，钱币上的字全是凸起的，这与战国以前绝大多数青铜器的铭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战国及其以前，青铜器的铭文多是用泥条粘贴在范面或泥芯表面，铸后形成凹槽式铭文，西汉的钱币则是在阴模上雕刻的文字，铸后成为阳铭文。至王莽时期，在阴模上刻铭文的水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从王莽的货泉、大布黄千等钱币上就可看到其水平。在阴模上刻铭文与刻纹饰，其刻制技术完全是一样的，只是纹饰与铭文形状的不同。乳钉纹亦是在阴模上用成形钻头钻出的，以达到分区的目的。以王莽为中心的前后数十年间，应是铜镜线雕技术发展最快的时期。

　　与西汉在阴模上制作纹饰相比，东汉镜的制模技术则多改为在阳模上制作纹饰了。图5为东汉时期的四神博局镜，这种纹饰的制作技术，在王莽时期已十分成熟，后世只是延用。西汉开创先采用机械制图起稿定位的制模技术，在东汉早期的镜上仍在使用。如果不制图画线，四神博局镜的各种纹饰，凭手工直接在阴模上雕刻，是刻不了如此规整的。东汉中期，铜镜的纹饰技术从线雕逐渐发展到浮雕技术，这应是市场优胜劣汰自然法则的结果。（图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