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价回收旧书地址

　　刻工又称“镌手”、“雕字”、“刊字”、“雕印人”、“匠人”等等，是雕刻书版的工匠手。不少古籍，在每版的中缝下方(即下书口)都记有刻工的名字。这些名字，对一般图书来说，当初可能是为了计酬所留，同时也便于主事者追究责任;对的图书，如佛经、佛像等来说，可能是为了积功德，故大都留下了刊刻匠人的名字。这些名字虽然都很简单，但是，因为一个人的技艺总有自己的风格，再参以记名，就很容易区别;同时，一个人的艺龄，如果从二十岁开始计算的话，一般的大约不会超过五十年，或者说，大体应在四十年左右。这样，我们凭藉刻工这两方面的因素，就不难从已知刊刻年代的古籍的刻工，推论出不明刊刻年代的古籍的大体刊刻时间。这对辨别伪本亦大有益处。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籍的装订有一个发展演进过程。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形式，了解这一进程，对古籍的年代鉴定十分重要。传世宋版书多经过后人重新装修，或改为包背装，或改成线装，但仔细观察，仍能在版心处发现粘贴痕迹，书页外沿则有磨损痕迹。何谓旧书？按照我的理解，通常不外乎两种:一是指出版时间久远的书籍，二是指书的品相新旧程度。喜新厌旧是人们的普遍心理，同样，大多数读者恐怕都喜欢看新书，而对旧书是对所谓过时的旧书往往不屑一顾，甚至弃之如敝履。应该说，喜欢读新书，接受新的知识、新的理念，没有什么不对，是我们正处在一个在知识不断更新、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新知识层出不穷，各种信息令人眼花缭乱，需要我们与时俱进，紧跟时代的步伐。但即便如此，也决不意味着就可以将旧书束之高阁，甚至一股脑儿扔到废品站。其实，旧书中不乏经典，而且出版时间越是久远的书籍，越是经典，越是受用。相比较而言，很多经典的旧书往往比那种被称之为“快餐”的新书更有味道，也更有价值。事实上，书越久非但不会贬值，反而还可能增值，一如考古，越古老越值钱。须知，经典的东西不会过时。一代伟人毛泽东就喜欢读旧书，读经典，他不仅读过二十四史等重要历史书籍，还读过很多外国名著。很多著作都是多次反复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就读了三遍。很多经典的书，不仅毛泽东自己爱读，而且还推荐给其他人看。据说，毛泽东就喜欢《何典》一书，在延安时期，他还曾两次寄书给在苏联求学的毛岸英和毛岸青。事实上，当自己读到一部好书，哪怕是旧书，如果能有知音共鸣一下，一如一个爱美的小姑娘穿了件新衣裳当即就找到了镜子，那种感觉实在太美了。也许有人会问，当下，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人们的生活节奏普遍在加快，新书都读不过来，哪还有时间读旧书？这其实是陷入了一个误区。一方面，旧书和新书都是书，只要是有用的书，就是好书，都应该读；另一方面，很多人之所以只热衷于读新书，除了所谓的忙，没时间，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浮躁心理在作怪罢了。对很多人来说，忙其实是一种借口。道理很简单:为什么应酬有时间，打牌有时间，就是读书没有时间。借用一句看似低俗但很形象的话说，“时间就像乳沟，挤一挤总是有的”。其实，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旧书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正所谓:书到“旧”时方恨少。明乎此，我们应该树立一种“喜新而不厌旧”的读书观，在享受新书的同时，善待旧书，多读旧书，常诵经典，真正做到温故而知新。

　　包背装 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凶背装。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清代宫廷图书如历朝实录、《四库全书》也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线装 线装书是传世古籍常用的装订方式。它与包背装的区别是，不用整幅书页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页书衣，打孔穿线，装订成册。这种装订形式可能在南宋已出现，但明嘉靖以后才流行起来，清代基本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其特点是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便于修补重订。

　　书籍系指那些以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述思想、宣传主张为目的，经过编制或创作，用文字写、刻、印在一定材料上的著作物。以此为标准，正规书籍大致出现于春秋末期。相传孔子删述《六经》，“韦编三绝”，可见这时已出现了竹木简的书，此外还有写在丝织物上的书，称为“帛书”或“素书”、“缣书”。《墨子》说:“书于竹帛，镂于金石”，这是对纸书出现以前书籍制作材料的高度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