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区回收旧书中心

　　字(草书似秀字);进卿单署徐字，徐又省作余;何甫或署何，或署甫，何又省作可。又有张(或作弓)、杨(或作木易)、翁、董、章、郑、陈、方、于、洪、良等单字，与明初补版署双名者，其风格迥乎不同……(《中国善本书提要。史部。纪传类》)可这个本子是“真为元刻元印”。(同上)看得出，这里考订的依据主要就是刻工。刻工的重要可见一斑。就目前而论，我国可考的早刻工是雷延美，他曾于后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年)，为曹元忠雕刻观世菩萨像，此像上图下文，末署“匠人雷延美”。原物出敦煌，可惜已被法人伯希和窃走。

　　至明代中叶，宋版书就已经是清中藏书家追求之物了，虽然宋代刻书达数万种，但到这时就稀见难得了。由于宋人刻书态度严肃，刊刻和印刷水平均很，所用纸墨也十分考究，再加上文化气息浓厚，自然成了明代藏书家珍藏之物。当时官府藏书也大增，明正统六年，杨士奇查勘文渊阁藏书，编出《文渊阁书目》，著录了图书43200余册，7000余种。可惜 *** 藏书疏于管理，到万历三十三年再查文渊阁藏书时已十不存一了，再加上明末战争，这些藏书基本上毁失了。

　　大部分旧书本的命运只有两种，蒙尘或者变为废品。如何改变它们的厄运、提高它们的价值值得深思。经过仔细考虑，笔者提出了以下建议:高校设立相应机构，通过大力宣传，争取让应届毕业生离校之际捐出旧书本，并对其进行回收，供下届贫困学生无偿使用。

　　旧 书书是一种工具，是传播文化知识、教授技能的一种文字载体，是文字变化组合的产物，也是文化的传承。书无新旧；不同类别的书涵盖着不同的文化类型，不同的文化思想、不同的文化修养。作为一种文字载体，带给人们的是认知结果，并无新旧之别；对于求知者，吸取的是文化的内涵，知识的精髓；体现的是伯乐与千里马的灵犀相通、配合默契。如果无视知识的潜能，即使是一本新书，也仅值废书、废纸的残值。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自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风俗；不同的书籍也就包罗万象，诉说着不同的文字内涵。内容相同、新旧成不同的两本书，其文字内容无二意，自然亦无新旧之分。如果单就‘新旧’本身的词义而言，思想、知识、文化乃至科学技术有着不同时代、地域的时效性；时效是文字不同组合的结果，也就更无新旧。但文字载体并非受书籍新旧的时效性影响；无论新旧，带给阅读者的是书籍的内涵，这是书籍与读者心与心的交流，是心灵深处的沟通。这种沟通是二者相融的传递，取决于读者对书籍的认知，那不是书籍新旧程度产生的，却是与新旧毫不相干的。对知识，对文字载体的认知，是心灵对知识的渴求。获得一本旧书或许有如获至宝的喜悦，亦或不是新书所能代替的，关键是读者对书籍内涵的挖掘，思想形态的认识。爱知识爱读书，书亦就无新旧之分；热爱书籍赋予的内涵，了新旧的界线，对知识的渴求，使读者忘却了外表华丽的装帧，对知识的认知使读者追求的是书籍内涵的精髓，文字组合的华美取代了虚浮的外衣，精神的追求超越了物质的现实，体现的是读者内心深处的美。新旧相同心不同，新旧不同心相同；新旧本无本质别，却无新旧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