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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同在哈佛大学的宋怡明（Michael Szonyi）则不同意这个说法。他对于明清时期五通神的研究发现:民间的信仰被国家收编的过程，并非真的“标准化”，而仅仅是看起来“标准化”了而已。如果研究者只看政府的官员报告和正式档案，当然里里外外都是政治正确——地方野神被国家改造，从此为国为民护法，不合适的内容一概没有。但是如果往社会下层看呢，会发现民间永远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人士的利益总是和当地神明纠葛（想想这香火中烧掉的钱啊），该怎么搞还是怎么搞，和朝廷想象的完全不同。地方官员实在管不了，只好睁只眼闭只眼，或者干脆和地方合起来欺骗中央朝廷——皆大欢喜。

　　宋怡明的研究说明——国家控制的步伐，永远赶不上民间信仰的实践。而任何控制的企图，从朝廷到地方，再回到朝廷，会遭到一再的扭曲。

　　可是，民间信仰到底是个好东西，还是糟粕呢？说白了，是现代化的障碍，还是助手呢？

　　大名鼎鼎的德国学者韦伯还真的回答过这个问题。他在《中国宗教》中问到:为啥西方才会出现工业化、现代化和资本主义？那是因为他们有个东西叫做“理性”。中国本土的儒教和道教，都是些说教和迷信，没见到理性和“资本主义精神”啊？促进现代化，肯定是不行的。

　　可是最近，韦伯的现代化观念遭到了怀疑。很多学者发现，民间宗教其实有很多能适应、甚至促进现代化的元素。比如，美国学者葛希芝（Hill Gates）就发现，传统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总是忌讳谈论交易和金钱。但是民间宗教则充满了“钱”的概念和象征。在葬礼中，大家烧冥币；在敬鬼神的仪式中，大家供纸钱。钱不仅在现实世界中所向披靡，也是与超自然世界交易的手段。想得到保佑的，可以通过贿赂神灵实现。而祈祷的目的，无非是生活和经济上实在的利益（脑补奶奶庙的财神和车神）。葛希芝认为，民间宗教里钱的流行，不正证明了中国民间蓬勃的“资本主义精神”嘛？只是这种精神，一直被官方的意识形态压制而已。一旦政府放开，就会蓬勃生长。就是说，只有在鬼神世界中，才能看清中国人的心理世界。